巫术、理性与精神病的治疗

巫术作为理性的“他者”,一直遭到理性的压制和排斥,必须打破理性的霸权,打开并思考“他者”的空间,重新表述巫术和理性的复杂关系,而分别以二者为根据的巫术治疗法和心理分析法对精神病治疗的惊人相似也有助于打破理性的神话,发现巫术的意义。     

梯玛巫术文化探究

梯玛文化形成是宗教仪式剧，内容是巫术文化，是现存较完整的土家族原始文化．有其独特的结构、价值与功能     

巫术研究的一个误区——弗雷泽“巫术时代论”与中国的巫术研究

“巫术时代论”是 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古典进化论者关于巫术起源、发展规则的一个错误假设 ,该理论认为 :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都要依次经历三个智力演化阶段 ,即“巫术时代”、“宗教时代”以及“科学时代” ;巫术必须而且仅仅产生于“巫术时代” ,有史以来的诸多巫术现象则统属史前遗留。 2 0世纪 30年代以来 ,这一错误理论传入中国并开始广泛蔓延 ,近年来尤呈愈演愈烈之势。重新审视学术史上这一“公案” ,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对于严格学术规范、推进巫术文化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17世纪欧洲巫术迫害心理成因考察

欧洲在延长的17世纪(1580-1700)曾发生了一场针对巫术的迫害运动。研究表明,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它有着复杂的发生机制,而心理成因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的心理暗示;社会变迁带来的替罪羊心理;日常生活摩擦引发的拒绝-内疚等心理因素构成了巫术迫害的主要心理成因。     

浅析中世纪英国之宗教信仰和巫术与巫术诉讼

巫术在现代人的思想里是神秘的,是多数人不愿相信也不敢触碰的,然而在中世纪的英国,它一度成为社会的主角.这里从探讨巫术的本源出发,就其神秘的功效作用和它与法术、宗教以及大众信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其与宗教的矛盾冲突和由此引发的中世纪欧洲轰轰烈烈的猎巫运动,分析了由猎巫转向法律巫术诉讼,以及巫术走向衰败终被禁止的原因和过程.     

漫论岩画与原始巫术

岩画与原始巫术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岩画,它是原始宗教的产物,它反映着原始巫文化的特征和概貌。因此,对岩画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析宗教的起源,而且还有助于揭示原始人类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从而对古代文化形成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

民国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也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的抗灾能力。面对无情的灾害,民间仍然盛行巫术救荒。探究其原因主要有:灾害频频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不发达,民众受教育程度低,遇有天灾,人们就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对神灵的信仰已编织进广大民众的生活,成为潜藏在传统社会里的仪式性、符号性的交往和互动方式;政府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宣传天命论,用祈神保佑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使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和神圣化。     

巫术的内幕

巫术,一般被用来实现人们的祈求或诅咒。虽然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不同,但巫术的表现形式和用途却都差不多。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外婆的巫术

外婆每年暖时住到我家来,一到天冷又搬回自己家,像候鸟似的。外婆看上去是个普通的老太太,很固执,不喜欢别人同她顶嘴,好像她到了哪儿,就是哪儿的一家之主。反正她一来我们家,妈妈的权威就少了许多,比如妈妈说好早上煎荷包蛋,可是外婆却说,小孩吃蒸蛋难消化,于是,大家都得一早上就稀里哗啦地喝蛋羹。     

巫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由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发达,巫术往往被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同时巫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存在必然有着自身的一套逻辑和内在结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特征,在巫术研究中能够发现某种程度上巫术文化也存在着此类特征,从巫术灵物与刑罚用具、巫术咒语与家族伦理和巫术犯罪与善恶观念三个方面尤其能够看到两种文化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共通性。     

论巫术对审美关系和审美心理建构的意义

原始巫术思维是建构天人合一审美关系的基础,而基于原始思维建立的天人合一关系,奠定了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基础.原始巫术思维和巫术实践促进了原始先民审美心理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与巫术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都与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西南地区复杂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变迁过程,使这里的宗教文化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不同发展类型的宗教并存于西南地区。巫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有其特定的发展过程,并与当地人们对自然及社会的朴素认识结合在一起,对当地社会起到一种控制作用,对此有必要做去伪存真的研究。     

三星堆青铜面具与眼睛巫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中国川西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以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重大考古发现为标志,向世人敞开了一座公元前14-11世纪古蜀文明的神秘殿堂。其中二号坑圆柱形眼睛的青铜面具尤为特殊。本文认为这种面具与“眼睛巫术”有关,是具有跨民族意义的巫术人类学现象。     

巨石阵巫术笼罩的地方

2003年．英国的考古学家在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因史前巨石阵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墓。经过他们的考证．墓的主人是公元前2300多年前的一位显赫人物阿彻。令考古学者感到惊讶的是,阿彻的墓地距离巨石阵只有几英里远,自从巨石阵被发现以来,巨石阵是谁建造的？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又是如何建造的？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那么这座墓中的主人,是否生前和巨石阵有着某种联系呢？     

巫术、文字与文明——以陶云逵在西南地区的占卜研究为起点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考察西南地区时关注的占卜研究进行重新解读,指出陶云逵所讨论的羊骨卜、卜和鸡骨卜构成了巫术演化的不同阶段。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羊骨卜是巫术思维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符号基于约定产生,作为能指的兆象和作为所指的卜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兆象相互之间也没有构成规律性的关系。而鸡骨卜是巫术思维的另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兆象也即所指之间出现了语法规则——主客二元的分类原则。这是将自然与社会整合成一个秩序整体的认识方式。本文认为,对巫术两个阶段进行区分的重要性在于,一是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巫术和理性并非截然割裂而是前后相继,二是指出文明不可能摆脱巫术,而重视巫术的伴随,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的本质与构建开放社会的可能性。     

论魏晋时期佛教与巫术的关系

巫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悠久的传统,自商周以来,巫术虽逐渐从精英文化中被排挤出来,但仍然对国家的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有极大的影响。汉代以后,表现为国家宗教和民间方术两大类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兴起,更与巫术有密切的关联,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对巫术由依托到批判的转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乘蹻巫术探源--兼论巫术与神话的关系

乘（?）是流行于魏晋道教徒之中的一种飞行巫术。本文认为,该巫术并非史前巫术的遗留,相反,它乃是秦汉间好事者以战国黄帝乘龙飞升神话作为原型,并综合历史上众多神话要素而成的文化现象。神话演变为巫术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条通例,这一规则对于正确解释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众多巫术现象的本质及其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巫术信仰的龙

中国上古龙文化的考古研究,对龙与上古信仰的关系关注不够,尤其未能将龙文化与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巫术的角度考察,龙的起源本质即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意义较为明确地发掘出来,对于认识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