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神秀与朝鲜知讷佛教思想的特点及其关联

虽然神秀和知讷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但他们都是处在各自国家禅宗思想本土化的关键时期,禅教并重是他们佛教思想的共同基础,通过对神秀和知讷禅佛教的主要思想进行介绍比较,可以反应出中国佛教和朝鲜佛教思想的历史交融.     

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学术界关于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尚未有足够的讨论,特别是王夫之以什么样的准则批评佛教。王夫之以儒家的义利观作为批判佛教的标准,从一本万殊、实有、自然和气化的角度攻击佛教的天、性、空、兼爱和因果报应等思想。王夫之同张载一样,在批佛的过程中,对宗密攻击儒家和道家的言论予以回应。王夫之明末遗老的民族气节和华夷之辨思想,也不允许他泯除是非、空无所有,及接受佛教的思想。王夫之对一些佛教概念的误解,特别是他将佛教视为巫术和以玄学解佛的错误,乃是其批佛的局限性。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作为外来宗教和文化,佛教进入中国后,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建构起与印度佛教相异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伦体系。本文将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疑伪经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疑伪经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类佛教典籍。在保持传统佛教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疑伪经融合了中国儒家的重要伦理思想以及道教的修行思想,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从佛教疑伪经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佛教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完成了对传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隋唐佛教的判教特点分析

隋唐佛教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标志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在中原显示了它多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国化。本文试以隋唐佛教的判教为对象,对隋唐佛教的判教理论所具有的特点,从判教与建宗的一致性,判教思想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判教思想对民众和政治的迎合性,及判教在佛教内部所表现的斗争性四方面加以论述,力求对隋唐佛教的判教有一个更全面的探求。     

佛教涅槃思想之演变

涅 般木 是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 ,是佛教哲学的基本观念。从根本佛教时期直到中国的禅宗 ,涅 般木 始终都是佛教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 ,不同时期的佛教及佛教中不同的宗派 ,对这一问题持不同的看法。许多重要的佛学理论问题 ,也围绕着涅 般木 问题而展开。本文旨在对佛教涅 般木 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初步的探讨 ,主要论述小乘佛教内部对涅般木 思想的分歧 ,印度大乘佛教对涅般木 思想的变革 ,以及中国佛教对涅 般木 理论的消化及创造性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法律思想的影响

作为主流思想之一的佛教,对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佛教冲击了儒家的忠孝、丧葬和等级观念,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为传统法律注入了平等因素。此外,佛教对犯罪起到了教化和惩戒作用,增强了法律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并影响了立法者的思想。     

佛教传统与时代精神——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意义

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在坚持佛教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突出和发挥了佛教的世俗倾向和伦理思想,把佛教的“涅?”境界与培养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把传统的佛教思想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理论加以圆融,把“普渡众生”的大乘精神与爱国救国思想联系起来,并提出了推向世界的“世界佛教”观点。其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人间化”和时代精神。     

论犍陀罗与龟兹佛教艺术的佛学共性与特色——以说一切有部菩萨观为主题

犍陀罗与龟兹佛教艺术研究,向佛教思想本质、属性、体系、演化和两者的地缘与人文关系等文化背景方面拓展,是深化研究的必然取向。本文根据佛教艺术“表法”原则,以说一切有部的菩萨观为主题,对犍陀罗与龟兹佛教艺术中所展现的佛教思想共性与特色,作初步探索。     

梁武帝及其儒佛政策

梁武帝的思想十分复杂。他处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早期,提出了“真神佛性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注意佛教戒律理论,扶植佛教经济,对佛教在中国的开展做作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又是宗教调合论者,对儒道思想都有所重视,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及由此派生的社会政治伦理等颇加关注。他的思想融合了多种因素,是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佛教中国化等问题不能遗漏的重要一环。     

从转轮王到顶轮王——佛教轮王思想盛行的政治因素剖析

佛教中的轮王思想源远流长,影响很大。小乘佛教中的转轮王被塑造成护持佛教的世间统治者,突出其政治性的一面;大乘佛教中,转轮王变成佛法践行者,最终成为佛教神祇,强调其宗教性;密教中的顶轮王则既是统治者,又是佛教神灵,融合了政治性和宗教性。这三个阶段呈现出正、反、合的逻辑演进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对政教关系的不断调整,反映出佛教的政治理想和理想政治。轮王思想的传播客观上为佛教的发展赢得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而统治者也利用其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武则天利用轮王思想为称帝制造舆论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民胞物与”与佛教思想的几点思考

宋明理学与佛教关系,以张载思想最具代表性。《西铭》之＂民胞物与＂则是张载理学思想乃至整个宋明理学之核心价值观念与理想境界。从佛教视角对＂民胞物与＂的提出依据、实现途径、理论基础等方面作系统考察、研究,有利于从实质、本源层面把握张载理学思想,剖析其与佛教思想之渊源、融摄关系;以及弥补学界对张载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     

《坛经》思想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坛经》是我国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僧人惠能撰述的佛教典籍。惠能在《坛经》中将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将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将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将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世间求解脱等重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汉译《阿含经》考察早期佛教孝道思想

佛教早期经典《阿含经》中记载了佛陀关于孝道的起源、具体内容以及报应的基本思想。早期佛教孝道思想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佛教孝道与信仰密切相关,二是佛教孝道与戒律密切相关。而早期佛教孝道思想与中土孝道思想比较,也存在明显差异。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本文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赵朴初人间佛教的理论特点及其时代精神

赵朴初在建构人间佛教理论时,充分肯定了中国佛教沿着人间佛教方向发展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化价值,深刻地总结了中国佛教历史形成的三大优良传统。他正确地揭示和阐述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幸福、建设人间净土这一当代人间佛教主题,并依据新的时代要求,提出和阐述了“佛教是文化”、“佛教与社会主义不相违背”等重要人间佛教命题。上述佛教观点和思想,鲜明地体现出赵朴初有别于太虚、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特点和时代精神。     

隋释彦琮《辩正论》的佛教思想及与翻译思想的关系

《辩正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的翻译专论,其主要佛教思想是:凡圣之别;遵循佛法;佛经翻译之目的与信佛之目的一致,都是自觉觉他的大小乘佛教的精神;合格佛经译者的两个首要条件与佛教信徒必备的两个条件——皈依佛法、严守戒律基本一致;佛法的三期说之像法观念;佛典翻译的佛教性质是佛教说法教化的德用范围。佛教思想与翻译思想的关系是佛教思想贯穿了整个《辩正论》,也是论文佛典翻译理论的主要和关键内容。     

谭嗣同与近代佛教思想的变迁

佛教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中逐渐发生了转变,谭嗣同等将消极、避世、涅磐的佛教哲学阐释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蔑视黑暗现实、奋不顾身、不计功利、“勇猛精进”、和“大无畏”的富有战斗性的思想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趋新之士大夫,摇撼了统治意识形态,鼓荡了仁人献身、志士奋笔的时代氛围,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谭嗣同对佛教思想的阐释也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个来源。     

贵州禅宗大师厂石和尚及其佛教宇宙观

厂石和尚是我国清代贵州西部临济禅宗佛教的代表人物,是贵州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禅宗大师。他的佛教活动和佛教思想在贵州西部特别是安顺地区的佛教文化中有着重大影响。因而了解和研究厂石的生平活动及其佛教思想,对于了解和研究贵州的佛教文化有重大意义。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