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红山文化对后世思想与文化的影响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作为红山文化晚期最高的礼仪祭祀场所,其建筑与文物体现了红山文化最高的文明成果,此些成果对当时周边地区的其他文明,乃至于后世的文明发展均产生了影响。本文主要就牛河梁红山文化的文明因素对后世在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综合论述。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祭坛研究

辽宁朝阳地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两处新石器时期祭坛,是该时期迎来鼎盛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祭坛。本文从祭坛的起源与演变角度切入,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祭坛的形制结构、主要特征及其蕴含的礼仪性因素进行了分析,重点研究论述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三环圆形祭坛的设计思路——"规"和"矩"并用、形制内涵——天文历法、祭祀对象——太阳,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与礼制文化探析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蕴含丰富的礼制文化信息,是中国史前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玉礼器"。本文通过分析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的造型,对其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功能和文化内涵,说明牛河梁上层积石冢对玉器的使用经过社会关系的变革后形成了制度化的礼制,这种规范化了的祭祀用玉及其展示的社会差异和社会组织功能,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礼制文化因素。     

红山文化新论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广布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的先进文化,在同时期的诸考古文化中,红山文化水平最高,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直接证据。红山文化的典型遗址是朝阳市的牛河梁、东山嘴遗址和阜新市的胡头沟遗址。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普遍价值研究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2012年第三次被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必要条件,其普遍价值的揭示是下一轮申遗工作的关键所在。本文针对世界文化遗产对突出普遍价值的要求,从天文学视角揭示牛河梁遗址的科学普适性价值;从遗址的设计布局和选址理念诠释遗址的人文普遍性价值;从世界文化遗产的六项普遍价值标准对接牛河梁遗址的普遍价值。     

中国人：龙凤传人？——神秘红山古玉人首龙凤佩收藏考略

红山古玉以其悠久的历史、精湛的工艺、神秘的造型、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古玉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引中外无数专家学者竞折腰。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象征的红山文化的重要载体（郭大顺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我国红山古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鉴定结论公布，特别是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和玉器群的发掘而横空出世。在此之前，人们对于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红山古玉仿佛视而不见。     

试论牛河梁遗址蕴含的传统文化核心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天地君亲师思想产生在红山文化牛河梁时期,作为大型、高级的史前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祭祀的主要对象为天地君亲师。     

关于活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思考

活化又称激发,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概念,也泛指某一物质从其无活性状态转变为具有活性状态的过程。本文借用活化概念,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活化研究,意在更好地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探索、保护、开发、利用以及弘扬与传承,使其从原来孤立的遗址(无活性或少活性状态)转变为可观、可感、可体验遗址(有活性状态)。     

论牛河梁红山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

本文通过揭示牛河梁遗址布局、出土文物及其反映的文化内涵,分析牛河梁红山文化对中国龙凤文化、阴阳文化、玉文化、建筑风格和祭祀理念的深远影响。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延续至今,为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渊源证据,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其绵延5000年的连续性和强韧的生命力。     

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社会构成及其变化研究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6000年到5000年间的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将牛河梁红山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对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社会构成及其变化进行分析,解读其内涵,为其进行科学保护与展示提供理论基础。     

从分立到一体: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整合研究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及其反映的诸多现象来看,中国东北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存在诸多共性：第一,有并行的发展阶段,共同经历了约1 000年的发展时期;第二,有重合的分布空间,皆以老哈河、教来河和西拉木伦河上游为中心分布地域;第三,有大量相同的文化因素,涵盖房屋、墓葬、陶器、玉器和石器等典型要素;第四,有共同的文化源头,均表现出与当地较早的赵宝沟文化存在密切的亲缘联系。这些共性表明,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各自分立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实际上应该是一体的考古学文化,即“小河沿文化”的早、中期和红山文化的中、晚期是年代相互对应、分布范围一致、材料性质有别、文化属性相同的“大红山文化”遗存。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应该是红山文化发展到红山古国时期的“贵族墓地”或“王陵”;原属于“小河沿文化”的“大南沟”墓地,应该是红山文化发展到红山古国时期的“平民坟茔”。这一全新认识,为进一步解读红山文化的谱系和红山文明的特质,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材料。     

红山文化之"女神"及相关问题

女神具有多种功能说是不恰当的.女神不会同时成为高媒神、生育神、火神、农神、山神、守护神等,它的功用单一是其称神的关键所在.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是红山先民的女始祖的观点,尚且不能令人信服.因为神祗与祖灵从来都是史前人类崇拜的两个独立的、截然有别的体系.     

红山文化与社会管理

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区是怎样进行管理的,有哪些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的做法？本文通过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女神庙、山台和玉器的分析做了精彩的阐释。     

红山文化玉器蕴藏着黄帝及龙凤文化信息

对红山文化玉器进行检视,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情况：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神龟、云、鸟等）,红山文化均有玉器与之对应。在中国著名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主要是玉器）与黄帝有这么多的契合,深入揭示这种契合关系的内在原因,作者提出了＂玉器图腾＂、＂四生＂等概念。红山文化先人们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四生＂）情况给今人留下了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存留在红山文化遗址及其遗留物中,在诸多遗留物中,玉器是首要的红山文化先人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信息的携带者。我们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玉器均是＂四生＂的反映,玉器就是当时社会（＂四生＂）的缩影。从翁牛特旗史前岩画到处是猫头鹰眼睛的情况,可以推断猫头鹰（鸮类）曾经伴演了红山人卫士的重要角色。蛇也起过类似作用。红山文化是由一个社会共同体创造的,其社会的多来源多层级关系决定了其玉器的多来源多层级关系。同时,红山文化由多元图腾融合为统一图腾（如龙、凤）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共同体（联合体）从多元走向统一古国的过程。红山文化社会联合体的墓葬安排秩序,即是社会层级安排秩序,从而决定了红山文化社会的用玉秩序。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承载中华文明起源的信息,反映了当时融合的社会性质。     

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遗存分期初探

文章以陶器为视角,从层位学和类型学两个维度,对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遗存进行系统的分期探讨,最终整合为两期三段。重申出土矮体筒形器N2Z4B代表一独立发展阶段的认识,并将该遗迹的性质重新界定为祭坛,同时就其性质变更的意义进行阐述。首次将B型筒形器所代表的时期细分为两个阶段,提出宽带纹筒形器早于垂弧纹筒形器,并以此为线索梳理相关积石冢与祭坛的相对年代。这种以陶器为着眼点,从具体的遗迹单位出发所做的分期探索,有助于为牛河梁遗址丧葬与礼仪性遗存的研究搭建更为精确、坚实的年代学基础,成为红山文明起源与形成等重大课题研究的重要前提。     

猪首龙构型的象征意义

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C”形龙,“因头部特征接近于猪,曾视为猪头龙”①。牛河梁积石冢等遗址出土的猪首龙:“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头部硕大,环体肥厚,双短立耳,大圆睛,吻部刻画多道皱纹。”②1.猪首龙产生的文化模式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告诉我们,对一种行为方式和一种文化现象的解释必须找到其整体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文化模式的本质特性上去解释才能靠近它的本质。猪首龙产生于是东北地区的“女神文明”时代。据上个世纪的考古报告,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的女…     

论女神庙在牛河梁红山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牛河梁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价值备受关注,对该遗址核心组成部分的女神庙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文拟从女神庙出土实物、女神庙主要功能、女神庙的重要地位及影响三方面对其核心地位做以论述。     

中华文明的印记——牛河梁红山文化陶器与纹饰研究

牛河梁红山文化距今约5000-5500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陶器与纹饰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和极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国美术的重要源头之一,是古代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最重要的印记。本文从牛河梁红山文化陶器与纹饰的分布、种类、功能及其演变规律入手,从艺术形态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陶器及纹饰的形态,进一步探讨其审美价值及其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的作用和意义。     

红山文化的文化基础——兼论红山文化的文明成就

红山文化文明成就是人类漫长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积累的结果。红山文化以前累积的筑屋文化、用火能力、服饰文明、经济基础、天文历法知识、婚姻革命、祭祀礼仪等因素,是红山文化的文化基础,在红山文化形成了一个集大成的文化高峰。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