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孝道及其现代意义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认为孝不仅是指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而且包括精神上尊敬父母。孝是实行仁的根本,由“孝亲”推而广之则是“泛爱众”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并把它推广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札记》等典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孝的阐述。在当前把握并弘扬先秦儒家孝道,对于维护家庭与社会稳定,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具有积极意义。     

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先秦儒家的人性观主要体现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学说中。在孔子那里,人性虽然没有被独立加以讨论,但是他似乎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他们之所以这样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是因为这种主张构成他们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论析

先秦儒家的义利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生成、延续的精神纽带,并积淀为比较稳定的民族心理情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精神体现。今天,这种尚义轻利的伦理精神仍然支配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情感价值取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先秦儒家的义利思想也会被筛选和取舍,并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因此,辩证地评价和吸取先秦儒家的义利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义利观的建构,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先秦儒家的国家统一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国家统一问题都作过论述,孔子和孟子倾向于以"礼仁"为核心建立一个同西周王朝类似的等级秩序井然的一统国家,而荀子则倾向于以"礼法"为基础建立一个以封建君主为首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国家.三者的统一思想各有侧重,但都希望用非战争的手段赢得民众--包括敌方民众的支持,塑造一"吊民伐罪"的正义形象,进而推动统一的最终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尽管统一的手段多为武力方式,但是在统一的过程中,儒家的和平统一手段却是使用最为经常的,也可以说是武力统一方式实施前最基本的方式.     

论先秦儒家的尊贤思想

先秦诸子各派学说中都有对尊贤任能思想的强调,而儒家的尊贤思想尤具特色。孔子一方面从前代尊贤思想及实践中汲取养分,同时"尊贤"也是其仁学思想的必然要求,"举贤才"主张开拓出了儒家贤人政治的思想路线,他的私学教育实际就是一种培养贤才的实践;其后经孔门弟子、孟子、荀子的全力弘扬拓展,尊贤任能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理念,并一直贯穿在历代儒学发展的历程中,儒家由此形成个性鲜明的贤人政治传统。     

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孔子总结和发展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孔子的用意在于为风雨飘摇中的统治者寻找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但这种统治模式直到荀子时代做了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到战国末期,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这些内容在一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     

先秦儒家责任观及其启迪

先秦儒家责任观是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关于责任问题的思想和理论。先秦儒家责任观的形成是建立在社会变迁对责任的深层需求之上的,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我身心内外等矛盾的关注中,突出了人对自身的责任、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     

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在古代中国的诸种理性中,历史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它起源于西周初年对天的怀疑和民心的发现,表现为对历史变化及其恒常根据之关系的理性思考。先秦儒家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认为历史变化有常规可寻,变与常是统一的。他们还提出天人合一、古今一体、性习相待的观点,在历史的推动力量、历史的演进样式以及历史的内在根据等方面,拓展了历史理性的领域。在他们看来,变与常的统一是历史的本质,也是历史运动的原因。这与古代希腊的实质主义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先秦儒家孝道对当今构建和谐家庭的启示

＂孝＂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它倡导的奉养敬亲、善事不违,继承遗志、立身创业,＂葬之以礼＂、追思祖德是家庭和美的润滑剂,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但由于社会转型、家庭结构变化、孝道教育缺位等原因,致使现代家庭出现不养、不敬等现象。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要批判继承传统孝道,大力弘扬孝文化,营造敬老爱老、尊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气;积极完善学校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孝道观念;强化家庭孝美德,建立和谐的长幼有序的家庭关系;健全法律制度,确保老人的合法权益。     

先秦至汉初儒家夷夏观沿革综论

"夷夏之分"是历代儒家都有所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因时代不同、社会环境有异,先秦至汉初的儒家夷夏观呈现出与其历史背景相适应的不同特质:其经者、常者,在正己、正君心、人君自正;其权者、变者,在时世之别、夷夏之判、华夷可易。此时儒家之夷夏观并非狭隘自守、盲目排外,而是在保有自身文明根柢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论荀子孝道观——以《子道》篇为中心

荀子论孝道之所以会被忽视,和《子道》篇的可资采信密切相关,通过对包括《子道》篇在内的《荀子》最后六篇文章的考辨,可以基本确定其与荀子思想体系的关系;以《子道》篇为中心考察,荀子论孝道不是孤立的,君道、臣道、子道,三者互为辅助,构成其礼制系统的重要内容,在孔孟之外对孝道提出了"礼制"层面的准则和要求,论孝道与其思想体系相关联,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更有着自己的创意阐发,实为儒家孝道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构成。     

论孟子和荀子人性思想的融通

人性问题是贯穿孟子和荀子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儒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厘清孟、荀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差异与融通,对于整体把握孟子和荀子思想具有关键意义.孟、荀二人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对立,从思想和逻辑的层面来看,又有其融通之处:从"人性"含义看,二者相互发明;从思想体系看,二者同归礼义;从人的本质看,二者皆尊"人心";从价值追求看,二者殊途同归;从实践能力看,二者皆言能善.孟、荀人性论的实质都是"人能为善"、"人能弘道".     

先秦儒家身体观中的两个功能性概念

儒家主张认知活动有其身体之基础,身体深受社会文化价值所渗透,而且功能性概念正是构成儒家身体哲学的重要支柱。儒家强调"自我"是意志之方向的决定者,肯定"自我"是自由的主体,而且肯定规范源于主体之意志。"化"和"养"是儒家身体哲学中最常用的两个概念,先秦儒家常在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社会平治的语境中,使用"化"这个词汇。在"养"这个功能性概念的使用上,孟子与荀子各自代表一端,孟子的"养气"工夫着重于从"自然"中转化出"文化",荀子则是强调以教化力量、以"文化"矫治"自然"。     

论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

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问题。教化概念所关注的是人之德性的成就,即自我德性的成就以及他人德性的成就,这两方面所对应的正是《大学》之＂明明德＂与＂新民＂。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化思想中,二人都坚持为政者之德性的成就在教化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孔孟认为成就民众之德性的关键不在于行政制度的安排,而在于为政者自身德性的表现。只有成就社会全体成员的德性,一个有德的理想社会才得以可能。     

论儒家孝道观的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孝道观不同的社会含义。经历了先秦、汉唐、宋明、民国的儒家孝道观,其内涵不断得到扬弃。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而重要。     

论董治安先生的先秦儒学研究

董治安先生学融儒道,其学以文史、文献著称于世,学界多瞩目于他这方面的学术成就,而他立足于文献根基之上的先秦两汉思想方面的研究有其卓著的学术贡献.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皆有精深研究,具体到儒家学派,所论则包括了对孔孟荀儒学思想的研究,对孔门弟子尤其是从曾子到子思一系思想的研究,对先秦时期儒家经典传习及日见尊崇状况的厘清等诸多方面,涵盖了诸多学界焦点前沿问题,其宏阔深邃的学术视野,具有引领学术的意义.     

复礼与治欲——以先秦儒家处理情欲问题为基点的考察

先秦儒家对情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方式也明显受到春秋战国之交＂周文疲弊＂、＂礼崩乐坏＂的现实文化语境的影响,他们处理情欲问题的具体理论和操作办法既沿袭了儒家文化系统内部的历史性与脉络性,又与各自整体的学术理念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问题域和独创性。     

先秦伦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是伴随我国周代的政治文化之发展而产生与发展的.西周的宗法伦理,包括血缘的"亲亲"之情,以及因血缘而展开的宗法体制.孔子、孟子、荀子的伦理思想正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体系,围绕着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产生,并前后相继,三者内在的逻辑关系即是由"亲亲而爱私"发展为"仁仁而尚贤",再发展为"贵贵而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