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论康德的时间观--试述《时间与叙事》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

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为建构其叙事时间理论而对康德的时间观作了批判性解读。利科通过深入考察《纯粹理性批判》,首先阐明了康德之“不可见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经验对象的先决(先天)条件,标明“时间”在康德那里开始了“本体”化的积极尝试;其次指出了康德的时间观所面临的理论疑难;最后还讨论到了康德的时间观与前康德哲学时间观的渊源关系。利科的上述“解读”充分彰显出康德时间观建构在西方哲学之时间性问题探讨上的特殊理论贡献。     

从<纯粹理性批判>看"无条件"问题

“无条件”问题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的。它是认识论范围内特有的问题。它最能凸现思辨理性哲学的本质特性。“无条件”不是指“条件”的有无;而是穷尽一切条件而不受条件限制,是指具有无限普遍性、绝对完整统一性的命题、原理、理念,是理性在认识范围内的“终极追求”。要把“思辨理性”的思维方式与“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区别开来,否则就会出现悖论。     

康德关于科学形而上学的思想

形而上学在康德哲学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康德是否承认有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些问题涉及到对整个康德哲学的评价。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一、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涵义 对康德的“形而上学”的不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其涵义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因此有必要弄清其基本涵义。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涵义有两种:第一种是“先天的”意义,即指形而上学是关于一切先天知识的原理、范围、界限的学问。这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中论述的。康德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形而上学知识的原理(不仅包括公理、也包括基本概念)因而一定     

康德"经验类比"的构成性--一个基于威约曼诠释的评论

在今天对康德理论理性批判的解读中,“经验的类比”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但是要理解康德的“经验的类比”需要两个前提:一个是对康德书写的时代上下文的了解,另一个是对康德的先验演绎本质的理解,而这一切又都集中在“构成性的(konstitutiv)”这样一个概念上。法兰西学院的威约曼教授紧扣康德书写的时代上下文和先验演绎的逻辑,对此概念以及与此概念相关的概念做了深刻的阐述,从而澄清了一些诠释者对于这一概念以至康德的理论理性批判所造成的迷雾。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康德伦理学中的"神圣存在者"

“神圣存在者”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康德伦理学论著的梳理,本文发现它包含“神圣立法者”和“神圣守法者”双重含义：从立法角度看,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凭借其立法能力（立法理性）是神圣的,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也是其中之一;从守法角度看,只有天使和上帝这类存在者才是神圣存在者,它们具有完善意志,能够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而像人这类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并不具有完善意志,不能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因而不是神圣存在者。这两个含义不宜混淆。《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endliche heilige Wesen是第二个含义的神圣存在者,只能理解为“终极的神圣存在者”,而不能理解为“有限的神圣存在者”,后一种理解会导致自相矛盾。     

康德目的性原理的价值探讨

康德的目的性原理指明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把合目的性看作是合规律性的必然结果。在康德的目的论体系中,不仅指出了理性这一有别于动物的人的特质,而且论证了具有理性的人是“最终目的”这个结论。康德的人是宇宙的中心或目的的哲学论证,从本体论意义上是不能成立的,但从人学或价值论意义上是有巨大意义的,其对于理解现时代人的问题尤其是理解“人类中心主义”,解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康德关于空间、时间的先验观念性证明

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要范畴,是先天综合判断得以可能的条件,是先验感性论的基础。康德运用几何学、关系、贝克莱幻想、上帝、理性的二律背反五个论证证明了空间、时间的先验观念性,即空间、时间不是理性概念而是直观形式;直观只能直观到形式,即关系,而无法直观到质料;空间、时间不是先验实在的,不是“自在之物”之性状,而是观念性的。作为先验观念性的纯直观形式,空间、时间开启了康德先验感性论,化解了纯粹理性的辩证幻想,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端和基础。     

论康德“图式说”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一个先验认识论的“图式说”。对于这个“图式说”,历来人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康德的图式与“先验演绎”是相矛盾的,责其先验唯心主义不彻底;有的则认为图式说在康德的先验逻辑中是画蛇添足的东西,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却把它看成是康德对认识论的一项重大贡献,揭示了人的认识能动性。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康德的图式说呢?     

从“基督之爱”到“理性之爱”--论黑格尔“理性”思想之宗教起源

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违背了耶稣之爱的初衷,而走向对立的“实证宗教”。康德“道德神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基督教所造成的上帝、世界、人之间的对立。黑格尔起初赞成康德理性思想的批判,但是随着对“实证性”理解的深入,黑格尔发现康德的“道德神学”也是“实证”的。因此,黑格尔要求重新回归“基督之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即黑格尔理性思想的起源,从基督之爱向理性之爱的过渡,即黑格尔理性思想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述评

康德(1724—1804)是欧洲伦理思想史上伟大的伦理思想家.他在批判经验主义和宗教神学的道德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康德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纯粹理性是否以及如何能有实践力量”,但是道德教育问题在康德伦理思想体系中也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在他的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实践理性批判》.中专门研究了道德的“培养与练习”问题,这就是与该书第一部《纯粹实践理性的原理论》并列的第二部《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     

试析康德的审美判断力的功能

(一) 康德在自己构筑的哲学体系中,把审美判断力当作沟通感性与理性的枢纽。因为按着康德的观点,认识与理性,精神自由即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的必然相互分离开来,理性不能运用到认识中,精神自由不能在自然的必然中得到实现。为此,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判断力这一概念,以此来克服这一矛盾。在康德看来,判断力不是一种独立的认识活动,它即不同于知性概念,也不象理性那样提供理念,它只是一种寻求特殊与普遍之间关系的能力。康德把判断力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讲的判断力,即辨识某一特殊事物是否属于普遍规律的能力,普遍规律是既定的、现成的,关键在于应用特殊的事例,因而它也叫做“决定的判断力”。另一种判断力是《判断力批判》中所讲     

各种意义上的"直观"--回应思无绝君

本文是对网上一篇文字的回应 ,讨论的是“直观”之性质与地位的问题。在直观之性质方面 ,我认为 ,所有的直观都只能是对象直观和个别直观 ;在直观之地位方面 ,我认为 ,直观不是在意识层次上低于理性、趋向于理性的东西。基于这样的看法 ,我表达了自己对胡塞尔“本质直观”含义的理解 ,指出所谓“自身所与”应该作“自身能与” ;也指出了把康德之直观说成仅仅是“感性直观”中间存在的误读可能。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批判

发端于康德的理性批判,经由新康德主义卡西尔等人的“扩大的认识论”成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把理性批判的对象扩大到“文化领域”,理性随之扩大为形式理性;“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解构策略”的揭示,使后现代与文化批判相遇。后现代文化批判的实践表明,后现代具有理性特征,即一种批判理性。     

康德自评先验哲学之价值与问题——《康德书信百封》综评

通观《康德书信百封》,并参证于康德三大批判,见出先验哲学体系的巨大理论贡献:在“经验论—理性论”二项对立中,推出超越的新平台“先天综合判断”及其如何可能,这是先验哲学体系得以拓展的母胎;从二项对立的相关系统中,向下伸延至自然规律与个体的“天性禀赋”,向上伸延至“道德理性”与“人是目的”,以巨大的张力结构成就了康德庞大的人类学智慧框架,同时完成了先验体系之道德形而上学的最高理想;从“现象—物自身”最高思维阈限的二分双向关联结构中,把西方“尽理”的抽象思维形式推向极致与神秘,它构成康德先验哲学中最重要的“范导”原理,它冲击且中断了一切传统的思维方式。若孤立地、单方地问“物自体是什么”或“现象是什么”而不作出“超越的区分”,不明确其作为纯思维形式的范导原理与功能,则必然加深“康德之谜”而难以自拔。然而先验哲学体系的“硬核”与问题,却正是对“物自身”及其二分关联结构的把握以及“超越的区分”——这是通向“康德之谜”的大道。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四)——关于自我及"心"

本文为作者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进行清理并指出其误读的系列文章之四,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个是牟宗三对康德“自我意识”或“心”的概念的误读,指出牟宗三出于中国哲学无视个人反思能力和独立人格的立场,否认康德经验自我意识的实在性,抽掉了康德先验自我的主体能动作用而归结为仅仅是价值实体;其二是牟宗三所设计的良知的“自我坎陷”并不具有康德和黑格尔的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的意义,而只是在既定前提之下的权宜之计,无法开出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且与中国古代儒家中开出法家的“儒表法里”划不清界限;其三是牟宗三把康德的自由和自律理解为实体性的东西,并试图用中国哲学的自然天理和道德情感来取代其地位,完全撇开了康德的先验主义和批判理性的基本立场,漏掉了西方理性精神的自我超越的自由意志这一精髓。误读的根本症结在于固守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非理性和独断立场,而对异质文化缺乏同情的理解,值得中国学者深刻反思。     

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也谈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革新

马克思审美理论的主要来源是德国古典美学,其中康德和席勒最为重要.关于美,康德提出了"美的理想"说,认为理想的美是合主观规律(审美的规范观念)与合他律目的(理性观念即道德)的统一;席勒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美是"技巧中的自然",即美的对象是合客观规律(技巧或技艺性)与合自律目的(自然或称本性)的统一.二者的观点都良莠互现,马克思汲取了前二者理论的有价值部分,认为美是合种的尺度(客观规律)与合内在的尺度(自律与他律目的)的统一.这样,马克思就科学地解决了德国古典美学所遗留下来的"审美与自由"之历史谜题.     

"感性与知性的共同根"之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的一个微观考察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中曾经提出了“感性与知性的共同根”这一重要问题,但长期被忽视。实际上,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并非如康德所言“不为我们所知”,而是清楚明白地存在于我们心中,它就是先验想象力。先验想象力和生产性想象力、纯粹想象力是同一的,但与再生性想象力和先验统觉有显著区别,因为先验想象力是纯粹的自发性,不仅是感性接受性的自发性的根,而且是知性自发性的根,它在康德知识论中,甚至在他的整个哲学中都具有奠基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