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幸福及其限度——论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刘恒凭借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成为第三代京味文学的代表人物。小说通过苦难叙事显现了以张大民为代表的底层百姓身上所具有的民间韧性。这种在世俗中努力生存的智慧,正是传统京味生活艺术的体现。不过,在张大民对待生活的态度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东西:乐观、知足、韧性的前提,是对有缺陷的现实生活和物质限制的忍受与屈服,甚至也包含了对社会不公平的妥协。     

文本与话语游戏

从作品到文本,体现了当下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罗兰·巴特早在1971年就写了同样题目的文章,在其中指出:"与作品的概念相反--一个长期以来乃至现在还在以一种牛顿主义的方式进行思考的传统概念--现在对新客体有了一种需要,它通过放弃或颠倒原有范畴来获得.这个客体就是文本.     

历史真实和叙事再现的辩证——质疑后现代的叙事观

在詹姆逊和我的谈话中,他不止一次说过:不论我们多么想忽视历史,历史也不可能忘记我们. 确实,几年前很少有人想到,历史会如此相似地重演.最近20多年发生的事件,从1989年苏联解体、第一次海湾战争、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干预、巴尔干半岛的屠杀、9.11事件、第二次海湾战争赤裸裸的虚伪性和令人厌恶的轰炸,一直到跨国公司"富士康"工厂发生的以血汗换金钱的经营模式,已经非常明显地使历史回到旧式的、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议事日程.     

单轴人:后期现代的符号危机

"后期现代"(Late Modernity)是很多文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使用的术语,用来描述当今(西方)社会.例如,哈贝马斯、吉登斯、吉恩等."后期时代"与"后现代",不只是两个术语的区分,而是对当代社会性质的两种不同看法.     

20世纪初东北叙事文学话语的现代形态和意义

20世纪初的东北文学叙事话语的现代性,体现在对近现代国家的体认、对现代社会的认知,以及对现代文学的趋赴。在文学中体现出的国家观念,仍旧徘徊于旧的封贡体系中,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缺位,滞后于国际政治体系的变化。这使得其时的东北叙事文学中出现了两类独具时代特色的内容,一是外国政史小说的书写,一是"外国"世情小说创作。在其时的文学镜像中,城市文明呈现的是一种失衡、倾斜的形象,在从旧文化向新文化攀升的艰难行程中,来自旧时代的写手似乎更多地关注和记录了它转型中丑陋的足迹。在文学性方面,则表现出对现代文学的趋赴,内容上从教谕文学、游戏文学转向对人生的写实,篇章结构从说话体、笔记体的框制中挣脱出来,书写日常生活、人物和风景,逐步建设以呈现人生为追求的现代文学。     

“抒情”的颠覆与重构——梁启超、王国维向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回归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代大潮中,梁启超和王国维颠倒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褒扬抒情类型的文学,而轻视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倾向,将后者置于前者之上。究其原因,两人的认同向以叙事文学为主体的西方文学及观念的倾斜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所形成的影响仍挥之不去,两人在抬高叙事文学的同时,对于抒情诗词仍予以持续关注,且这一抒情情结也形塑着他们对于叙事文学的审美理想。两人其后都对自己的认识偏颇和矫枉过正进行了反省,对传统文学观的局限和西方现代性的偏误进行双重超越,打破了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的二元对立,并在向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回归中对其予以重新阐释。     

论敦煌讲唱文学对我国通俗小说的影响

敦煌讲唱文学对后世通俗小说有重要影响:其一,表现在题材与人物上,敦煌讲唱文学作品中的许多题材与人物被后世通俗小说吸收改造,如<唐太宗入冥记>的故事被<西游记>、<隋唐演义>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章节.其二,表现在体制与体例上,后世通俗小说的"入话"、"散场诗"形式及配图形式、散韵结合的语言形式,章回体例的形成均与敦煌讲唱文学有关.其三,表现在叙事特征上,通俗小说在情节、人物、叙述视角等方面都对敦煌讲唱文学有所继承.     

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故乡叙事

故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文学人类学视域下,故乡具有复杂而立体的多意层面,即作为地缘的故乡、作为族群的故乡和作为"他者"的故乡。同时,故乡叙事作为人类基本精神诉求之一,从"自然故乡"到"文化故乡"的话语建构过程,是作家对其民情风俗进行"深描"、使故乡无名的地方性知识上升为具有人类普世性意义话语的过程,也是作家进行文学地图重绘的过程。     

张承志:抵抗流俗与孤守信念

张承志以知识青年的身份登上文坛后 ,一直在精神追求的层面上探寻。从他对底层人民的学习、对个人生存价值的追求到他在哲合忍耶身上找到生命的指归 ,这种精神探寻的历程无一不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笔下的人物是精神的殉道者 ,而他借以传达这种精神取向的笔触又是不断变化的。本文从精神追求和艺术技巧两个方面解读张承志     

口述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一瞥

民间叙事文学是民俗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而许多内容又多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叙述性是二者的共同特点。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现状表明，该学科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大视野与小格局：丁玲小说的诗学审视

对于女作家丁玲在百年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性虽无人怀疑 ,但究竟如何来具体地评估其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仍见智见仁。本文从边缘诗学的视野出发 ,以文本 /个案分析的方法入手重审丁玲的小说实践 ,剖析其作品中内在地存在着的革命的“大视野”与女性的“小格局”的冲突。认为虽说其作为一代名作家的声誉主要来自于“大视野” ,但事过境迁来看 ,丁玲作为一位优秀小说家的特色却在于独具女性特色的“小格局”。     

视角越界:海外华人文学中的叙事身份

叙事身份对于作家而言,并非界限的确定,而是开掘其拥有的文化资源的过程。相对于中国内地的作家而言,海外华人作家更多地出入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空间,视角越界正是他们拥有多种资源的文化生存状态的产物,但也会造成他们匆忙“搬运”于东西方之间的尴尬状态。而当我们分析海外华人文学叙事中种种跨文化的视角越界,我们会感觉到,在今天文学想像、生活经验、艺术真实都遭到空前挑战的情境下,海外华人作家仍拥有故土和本土之间巨大的叙事空间,扮演着东西方话语转换、乃至沟通的叙事角色,由此产生的视角越界具有特殊的文学意义。     

文学接受与传播中的“《白鹿原》热”探析

《白鹿原》是广受读者和评论家热捧的小说。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反思是该书的新突破,文学叙事理念的回归使其具有阅读吸引力,中西方文化思潮相交融的背景使其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和审美价值;出版体制的变革、文学消费观念的变化,文学商业化突出,使具有雅俗共赏特点的《白鹿原》获得读者共鸣。茅盾文学奖等奖项的获得、文学评论家的好评、现代传媒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上综合因素是《白鹿原》20年来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     

九一八事变创伤叙事文本考论——以平顶山惨案为中心

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起点。惨案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实施新闻封锁，直到两个月后，真相才得以在《北平晨报》《新闻报》《大公报》《申报》等陆续、全面披露。与这些报道相对应的是，作为九一八国难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以平顶山惨案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对有关这一事件创伤叙事文本做新的发掘和考论，无疑丰富了中国现代国难文学及其研究；作品表现出与奥斯维辛屠杀叙事文本的关联性，显示出独特的艺术品位和精神气度。     

女性与人性的对话——谈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叙事

严歌苓是目前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文学作家.她的作品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人性的变迁,从女性与母性的角度揭示人性的魅力,从情感和欲望的两难层面彰显出人性的力量.她创作中的主角几乎都是处于极致环境中的弱女子,她们以强大而真实的生命力阐释严歌苓对女性的解读.在她的叙事中,"女性"的问题已经不是唯一的焦点,她将"女性"作为与"民族"、"文化"、"历史"等互有联系的部分被审视和书写.严歌苓试图找到一种能得到沟通的真正的爱,这是一种对更高更普范人性的探求,也许这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却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还原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     

1910年代初东北文学的空间意蕴和叙事追求——以《盛京时报》报载文学为中心

1910年代初《盛京时报》的连载小说呈现了东北文学的新空间,营造了欧美国家的叙事空间并使之日常生活化,这使得当时的东北文学奉献出中、西两个文学空间.西式空间中有中式空间的叠合,中西文化元素在这一空间中交汇并且提供给文学创作以广阔的、超越现实社会的活动空间.借助西式空间,呈现了西方文化的观念层、制度层以及器物层的内容,曲折地表现出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的接受,但叙事细节仍有众多的中国尤其东北地区的元素,透露出其东北文化背景.而在中式空间里,则显示了中国社会内生性的变化,主要是婚恋观念和社会阶层观念的变化.与此相关,叙事追求上也发生了视角、语言等方面的丰富的变化.这一文学空间为当时向现代性发展的东北文学提供了宽阔的场域.     

新时期文学的苦难叙述

新时期文学以叙述苦难的方式开始新的历程。从“伤痕”到“反思”,再到“人性呼唤”,新时期文学在书写苦难中发现了“人”。这得益于转型时期特殊的文化环境,文学与变革中的意识形态达成的默契。但不无夸张的“感伤姿态”、对苦难的传奇性美化等,又充分显示了文化环境对创作主体的强大制约力和创作主体意识觉醒的艰难。在政治化的文化环境中,作家的创作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种环境,同时又试图对此有所超越而确认自身的美学位置。     

先秦史传口头叙事的词汇表现——以韵语、语气词和方言词为中心

先秦时期,口头和书面是两种并存的文学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史传文学也曾以口头的方式创作和传播。书面语和口语最大的区别表现在词汇方面,从词汇方面来看先秦史传口头叙事的语言特征,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先秦的口头叙事状态。史传中的韵语使句子音节协调,朗朗上口,是为了方便口耳相传过程中的记忆。语气词是为表达语气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口语中普遍使用,史传中的语气词使历史记录充满仪式感和真实感。先秦时期,方言广泛流传于口头,文献记载的方言也多出现在口语场景中。这些口语词实际都是史传文学的口头叙事特征在语言形式上的体现,从这些口语词中可以管窥先秦口头叙事的形式。     

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叙事(英文)

东亚睦邻关系源远流长，近百年来却遭到严峻的挑战。在民族国家的多事之秋，中国文学和中华民族一道承担苦难，思考出路，在关注自己启蒙、救亡、独市和振兴的同时，也关注对自己的命运发生过深刻影响的国际力量，对朝鲜半岛民族国家的关注和认知具有特殊的文化情感和命运体悟。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对朝鲜的认知经历了四个阶段：以朝鲜的亡国为鉴镜，反省危机四伏的中国现状；引朝鲜人民为共同抗敌、休戚与芡的战友；在南北朝鲜分裂的局面下，引北方为战友使南方处于缺席状态；在“华风”与“韩流”的互动中，把文学对韩国的认知推向穿透历史、牵连血性的深度。     

古老模式的现代置换——从两种叙事模式看古典文学对赵树理小说的影响

赵树理因其文学创作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而成为解放区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纵观其创作就会发现,这主要是继承和革新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文学的结果。文章结合他叙述故事时采用的"才子佳人"和"清官除暴安良"的结构模式论述了古典文学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