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与自由主义的"权力之恶"问题

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之中,权力一直被想当然地看成是一种"恶".但就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看法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和超历史性的真理.相反,在西方漫长的前现代时期,权力在政治思想家的眼里并不是一种恶.本文认为,在西方权力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霍布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霍布斯第一次将权力和善分离开来,使权力本身成为一种独立、可计算的物理之力.现代自由主义尽管反对霍布斯的绝对主权观念,但其根本原则,如个人主义、正教分离、三权分立等,恰恰是以霍布斯对权力的理解为基础.因此,理解霍布斯的权力观,不仅能够揭示"权力"一词的最初和真实含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澄清自由主义自身的历史和内在复杂性.     

心理学、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治理

心理学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治理(govemmentality)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三者交错勾连和发挥作用的中介领域。心理学形式的生命是行使现代权力的主体和这种现代权力凝视的客体。它意味着通过各种心理学技术在人口层面对生命本身的心理治理。心理治理即指对心理学形式的生命主体化过程的指导和计算。主体性的再生产则是心理学形式的生命政治的真正本质。而它所依赖的个体自我治理的自由正是新自由主义实现自身的工具,并由此发明了一种被称为"心理人"(homo psychologieus)的人类存在的新模态。     

反抗与惩罚20世纪50年代嘉定县乡村的犯罪与财产法秩序

20世纪50年代互助组、合作化、统购统销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呈现了反抗和惩罚并存的实践面相。在互助合作运动和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反抗可能部分地映射了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生存伦理,而从社会工程和治理的角度看,反抗则会演变为破坏从而招致更为正式化的惩罚。全能主义姿态的治理实践与村落传统有机结合,惩罚的政治化与反抗的日常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政治和法律实践的基本逻辑。     

"完全的权力"与"绝对的权力"——中世纪教会法理论对现代国家主权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

"完全的权力"和"绝对的权力"是现代国家主权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教皇和教会在政治和法律理论领域作出创造性贡献是出于激烈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教皇英诺森三世发明了"完全的权力"论证其权力的至上性,以便在与神圣罗马皇帝和诸王的斗争中占据政治和法理上的优势;教会法学家约翰·条顿、劳伦修斯作出了有力的推动;奥斯蒂恩西斯则创造出"绝对的权力"和"普通的权力"这一重要区分系统地阐释了"完全的权力",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政治观念的走向,现代国家主权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形成的.     

福柯“生命政治”中的核心概念

对"生命政治"话题的探讨无论如何绕不开福柯,厘清福柯所使用的"生命政治"及与其相关概念的基本内涵是研究并透视福柯"生命政治"思想厚度的重要前提。福柯对"生命政治"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基于对生命权力及生命政治中"力"的分析和揭示。通过这样的分析和揭示,福柯赋予了"生命政治"以全新的激进内涵: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对各种人口现象的治理不再以统治而是以治理为中心。挖掘福柯"生命政治"概念中的深层次内涵对人类面对并解决治理实践中的一些棘手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霍布斯与现代政治哲学方法论的奠基

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方法是建构主义,这一方法的奠基者是霍布斯。他为这一方法铺就了认识论的基础,涂抹了实践理性的底色,并初步提供了建构主体、建构程序以及建构产出等基本构件。他对这一方法非自觉的初步应用基本型构了现代政治哲学的进展。但需要明确的是,霍布斯的工作只是为这一方法论进行了奠基,其本人并不就能称为建构主义者,他对这一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严重的普遍性不足的缺陷。不过,这反倒使得方法论的探讨呈现为开放性,为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生命政治论的女性主义解读——以权力的三重向度为视角

以福柯、奈格里等为代表的生命政治论有暗藏的性别意蕴,体现在权力的三重向度中：资本向度、生产向度和劳动向度。资本向度是生命政治论与女性主义的接合点,它指认了资本即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必须以性别的权力支配关系为前提;权力对身体和人口的掌控使性别分工得以固化,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则将性别不平等隐藏在商品的等价交换之中;生产向度是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对生命政治论的进一步发展,它揭示了性别不是自然物,而是权力生产的效应,其生产机制是操演性的,使性别在权力的自我颠覆中被重复建构;劳动向度是女性主义对生命政治论的当代解读,它分析了生命权力与晚期资本主义劳动女性化之间的关联,揭示了情感劳动使生产与再生产同一化为生命政治生产的现状。权力的三重向度内在统一,共同彰显了生命政治论隐藏的性别逻辑。     

士人政治到革命型政党政治的转换逻辑——政党下乡的初期解读

在传统中国的士人政治中,士绅作为乡村社会权力载体无力遏制以社会资源掠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扩张,因而无力维持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状态.科举制废除以后,晚清的"派官设治"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权力配置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了反体制的革命型政党的产生并在双重压力下向乡村渗透,但政党内部时刻存在脱离乡村、向上垂直流动的张力,这种张力可能造成政党社会功能蜕化、权力性质改变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权力结构失衡.     

"大调解"中的司法:表达与实践的悖论

司法谋求在"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是为履行政治职能、 提升司法"治权"及保障部门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权力的单边治理中,由于与行政机关在资源掌控与分配上的体制性不平衡,司法主导性停留在诉求层面,司法的实践形态与其官方表达相背离.诉诸"能动司法",亦无法解决表达与实践相分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结合是当下中国司法参与社会运动式治理的根本特色.     

海德格尔“有限性”思想及其“实践”意蕴

当代哲学界更多地从“无限性”视阈规定哲学的本质及其与人的本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哲学走向了一种理论上自足而与现实生活“有限性”无关的世界.然而,康德批判哲学揭示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这使得哲学的封闭性和自足性陷入了一种悖论之中,正是康德哲学对“有限性”的揭示使得海德格尔等人的“有限性”与“此在形而上学”关联起来.虽然海德格尔从“始源哲学”和诗意语言即在意识内在性中解说了“此在”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但他的“有限性”思想却蕴涵着深刻的“实践精神”,这种“实践精神”通过其独特的哲学话语体现出来.除了这些话语所具有的实践精神之外,海德格尔还从“实践精神”出发来反思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及其社会境遇:现代人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这种状态源于现代社会“技术座架”,“技术”的最初本质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即是在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基于此,海德格尔力图恢复技术和科学当初的解蔽功能,克服“实践”的单纯“制造”功能,实现“实践”的“形而上”维度.     

道德感与自然权利——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人性论与自然法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论者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将个体自然权利置于公共善之上。帕森斯认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将自利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政治强制来加以解决,从而避免了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对社会的摧毁。哈奇森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理解来对霍布斯加以反驳,并指出人性中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就具有社会本性,并能自然地将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公共善置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政治社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求人类的普遍幸福。哈奇森关于道德感与自然权利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转向附近的治理

社会治理的主题是要处理社会性和公共性之间张力,体现为治理的实践就是要从空间上的附近着手去应对社会性不足和公共性的匮乏。从历史上看,为建构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国家权力通过政党下乡、科层制嵌入和技术赋能等途径不断深入基层社会,使国家权力不断靠近人民、成为人民附近的存在。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下沉带来了多种权威类型出现在人民的附近,并且这些权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与冲突,另一方面权威之间的张力也激发了以传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权威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影响。通过打造附近的社会连结,既让国家成为塑造社会公共性的主导力量,也让人民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性,最终实现国家与人民之间沟通方式的最优化。     

自然状态的道德意涵:定位现代道德的开端

针对李猛有关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讨论,本文力图指出,自然状态不仅仅是一个人性冲突状态或法权矛盾状态,而是具有某种积极的道德意涵。这集中在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概念上。正是自然权利,而不是原初缔约环节,构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自然权利不完全是一项主观权利,它同时还带有传统客观法权的正当意涵。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凭借国家权力的存在,成为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然性”又意味着它并不是由国家所制造出来的,而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本身。人的自然并不是可以任意抟塑的质料,而是有其形式,并被明确界定为一种自然“权利”或正当,参与到政治生活的构建之中,这构成了现代思想不得不去回应的难题。     

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危机.本文认为,这一危机在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自由主义一方面要求国家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基于个人自由的道德优先性反过来否定国家的道德正当性,甚至批判国家是一种道德的“恶”.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在道德上要求个人的真正服从.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危机,本文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在早期现代兴起的主要动因,就是解决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神学政治问题”,也就是宗教与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代政治哲学之父”马基雅维里将国家本身去宗教化和去道德化,使它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为建构.在此基础上,霍布斯建构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国家观念.而洛克则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国家的绝对权力进行道德约束,捍卫个人自由相对于国家的道德优先性.卢梭和黑格尔一方面接受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现代性前提,另一方面试图消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辩护.但是,这种辩护无论在现代自由主义,还是在左翼激进主义那里,都没有得到承认.本文的结论是,要想重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我们必须站在一种超出现代性的更高视野去反思现代性的前提.     

“利维坦”：关于霍布斯学说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深刻影响了现代国家秩序的基本原则,而他以“主权学说”为核心的国家理论又来源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独到见解。霍布斯通过“自然状态”理论表达了他对战争原因的理解,在缺乏统一政治权威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相互为敌的激情与对善恶问题不可调和的主观理解必然引发持续不断的战争。而唯有代表国家的主权者能压制人们的激情,并提供关于善恶问题的统一标准。霍布斯将恐惧作为和平秩序的根基,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古典传统的崭新的政治原则。     

基层党委"门诊政治"的双重性及其改进

当前,在中国乡镇的基层党委普遍采用了一种"门诊"式的治理方式,即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当面听取公众利益纷争中的具体情况和诉求,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法.不可否认,在过去一个时期这种"门诊政治"曾是速度快、成本低地解决人民群众一些切身利益问题的治理方式,在今后也仍将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治理方式也越来越凸现出其局限性的一面,而其最大的不足就是以个人意志代替组织制度.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乡镇基层党委甚至一些地方党委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门诊政治"的思维方式,这在执政能力方面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重视个人的权力和权威,产生权力"差序";二是单个的政治方式,只能着眼于"政治零售",而不能从大局出发来解决"政治批发";三是具有病理政治学的视点,容易滋生"滞后效应".因此,应该相应地从三个方面采取对策:实现政治角色的转换,逐步走出"门诊政治"的怪圈;逐步规范"门诊政治"的议程设置,形成合理的退出机制;逐步将"门诊政治"转化为"代议政治".     

西学东渐和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

中国现代哲学是在西方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其路径主要有三条: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欧美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科学哲学;而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和"东方文化主义"则构成了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背景。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又包括两个流派: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形成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学;"其二则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三民主义哲学"及国家主义。     

试论沈从文散文的生命意识

试论沈从文散文的生命意识皮传荣在重构现代意义上的人格的总体思想下，沈从文以生命意识为突破口，提出了他的生命哲学，并以自己的创造实践，丰富了他的生命哲学。一、沈从文的生命哲学观沈从文的生命哲学观是在将“生活”与“生命”相区别中建立起来的。在沈从文的思想...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述评

福柯（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２６～１９８４）对现代性的解剖 ,以及他对权力、知识和主体的分析都独树一帜 ,颠覆了传统见解 ,也引起了诸多争议。《规训与惩罚》一书出版于１９７５年 ,在该书中 ,福柯综合了他早期著作曾涉及的论题 ,运用谱系学的方法 ,集中对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考察了从１８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中叶这段时期 ,近代的监狱史、惩罚史和规训纪律社会的形成史 ,从历史的角度对监狱的诞生进行了阐述。可以说他有关监狱谱系学的分析 ,最终旨在阐明现代社会中作为权力对象和工具的主体的形成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