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方法

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2010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予以确立和完善.但是,在立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实践中的某些老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在非法证据排除证明中,有些法官仍然要求辩方进行“严格证明”,却允许控方进行“自由证明”.对于控方证明方法的要求类似于严格证明,但对于辩方证明方法的规定则不甚明确.为了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力的发挥,应当正视那些易被利用的疏漏,对模糊的规定加以明确,对阙如的规定进行增补.     

试论刑事司法的社会化问题

司法社会化是在政治社会化影响下进行的司法改革运动.司法社会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旨在通过法律文化的传播以及通过对司法在开放性和亲和性向度上的改造,使司法摆脱由于疏离于社会而导致信任危机的困窘局面,重新赢得人们的信赖.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偏重刑事司法的专业化而忽视刑事司法的社会化,从而导致了刑事司法与社会公众感情上的疏离,其解决路径是适度调和刑事司法改革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矛盾和冲突,在获得社会公众普遍支持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刑事司法的改革.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界定

电子数据是信息化时代在证据领域的反映。对于这种新的证据类型定位,一直存在各种争议。由于中国《刑事诉讼法》是通过证据存在形式来划分证据的,因此,电子数据的内涵与外延均应当围绕这一标准进行。同时,在电子数据的认定上,应当区分证据能力认定与证明力认定两个步骤。在证明力认定时,电子数据还应当遵循补强证据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     

影响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因素分析

刑事司法应当积极追求社会公众的认同,以保障刑事司法社会控制功能效果的最大化。在实现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过程中,刑事司法的权威、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赖程度和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问题,都会对刑事司法能否获得公众认同以及认同的程度产生重大影响。     

刑事三审制与法院司法功能的重新配置

在权利保障与救济、法院职能分层设置及程序安定等众多理论基础的支持下,刑事三审制不仅具有建立的必要性也同时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在重构三审制时,应重新界定与配置各审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和司法管辖权的行使范围。     

建立完善中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足保障司法公正,促进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目前中国制度的缺失,使刑班诉讼存在很多弊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正确定罪量刑,促进司法公正,必须建立完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司法权威的结构解析

从法律规则运作的层面看 ,司法权威的结构主要是规则、司法主体和司法裁判等权威环节组成的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司法权威的结构性集中体现为法律规则及原则的权威由应然到实然的转化过程。其中程序权威、解释权威既是联结法律规则权威和司法判决权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又是司法主体和司法判决权威的表现形式 ;而程序权威又与裁判者的中立性和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密切关联。应该按照司法权威的结构性要素改造我国的整体诉讼结构。     

司法改良和不彻底主义——基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证据部分的分析(英文)

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证据制度进行了修正,较修改前的内容有进步之处,也存在若干不足。例如,立法中虽然认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但却并不认同沉默权,而且保留了行为人的供述义务;对"威胁"、"引诱"和"欺骗"这些非法取供行为发出宽容的信号;对非法搜查、扣押的取证行为缺乏坚决遏制的立法态度;对保证证人出庭作证来说,虽然规定了人身安全保障、经济补偿和司法处分措施,却没有规定这一制度最为重要的传闻证据规则,等等。     

司法哲学的本相

司法哲学是法官涉及法律、司法和法治认知的一套综合性理念和思维,而决定法官司法哲学的是其司法权认知。传统的司法权认知主张法官无意志,是消极主义和保守主义司法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政制理念;现代司法权认知主张法官有意志,认为司法权系一种权力存在,积极主义和进步主义司法哲学就建立在此认知基础之上。司法哲学与司法价值中立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法官应尽可能地适用消极主义和保守主义司法哲学,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当以克制适用积极主义和进步主义司法哲学为司法哲学之基本要义和最高原则。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电子证据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而衍生起来的一种新型证据形式,在刑诉法修订前,学界一直对电子证据的定位和定性争论不休,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将"电子数据"新增为一种证据种类,从而解决了电子证据的证据属性问题,标志着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但电子证据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仍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尤其是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在立法上缺乏明确的规则,导致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构建中国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是刑事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展的需要。     

政策形成与司法审查——美国谢弗林案之启示

在现代社会中,为促进公共福祉、实现公共任务,各国都力倡行政机关以积极能动的态度参与公共政策的形成。因此,行政机关具有了一定的法规范解释权,在合作主义模式下,行政机关合理的解释将受到司法机关的尊重。美国谢弗林案确立的司法尊重原则的内涵在于促进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自主而互动、分工且协作,最终实现宪政目标。     

被害人问题:刑事司法的局限与可能

被害人问题为当下刑事法学界的重要议题,因对其利益的忽视而致现代刑事法治面临严重正当性危机."尊重被害人、考虑他们的需要"成为刑事法学及各国实践的重点.反观国内,许多被害人问题研究着眼于谋求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地位的提升,而忽视了因无法改变的犯罪与刑罚的本质认识、司法的目的与其作为认识活动的性质等方面所决定了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刑事司法固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难当主力,但是在不损及被告人权利与诉讼目的前提下进行局部改良亦有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可能.所以,应对被害人问题的现实作法是强调刑事司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互动与协调.     

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原则

"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现状,主权国家内如何进行司法协助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能否有效、持续、稳定地展开,有赖于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进行真诚的合作,并形成相关的制度.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化的过程中需要确立主权唯一、法域平等、便捷高效三个基本原则.上述三个原则相互协调和统一之时,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制度体系方能有效和良性运转.     

论严格证明对死刑复核的司法控制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刑事诉讼活动体现出来的人权保障内容更加丰富.为了实现准确打击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体现"慎杀、少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在死刑适用问题上理应设置更加严格的程序方面的要求,而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最核心、最关键的程序问题就是证据证明.自2007年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以来,关于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证据证明问题一直是司法实务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为了更好地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应有作用,最大程度地体现其应有价值,需要在理论研究和立法层面对死刑复核案件的证明要求、证明过程等方面进一步加以明确和规范,以实现程序设置的目的,最终达到司法公正.     

维护自由:刑事司法机制的价值本位

维护自由是刑事司法机制的价值本位。刑事司法机制对自由价值的追求,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和对法秩序的保障来实现的。刑事司法机制以相对自由观为正当性基础,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过渡的发展历程。刑事司法机制中的自由涉及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财产自由。在刑事司法机制中实现自由价值最终依赖于程序的法定性、手段的节制性以及权利的可救济性。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司法障碍及其对策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突出,某些案件已经符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但从1997年修订刑法之后,国内却无一例因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而定罪的案件。客观上,我国现行刑法典、附属刑法及相关部门的规定、决议和命令基本能够承载惩治环境犯罪的使命,但刑事司法机关对环境犯罪打击不力的原因在于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滞留从而架空了国家的刑事司法权。因此,增强环境刑法的确定性,强化环境刑法的可实施性,发挥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的作用,建立一个可操作可实施的环境犯罪案件运行程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证据依据与毒品犯罪认定的法理学思考--从个案分析公安机关毒品案件证据提取缺陷

文章就毒品犯罪认定的证据收集、侦察手段进行论述 ,并针对个案分析分安机关侦察过程中工作粗糙造成犯罪分子有罪不能认定 ,法院审判与检察机关公诉之间的工作被动 ,进而提出要制裁犯罪必须依法办案 ,只有将公安侦察活动置于法制轨道 ,才能取得确凿的证据 ,使犯罪行为得到有效判决 ,起到法律的威慑作用。     

药品犯罪刑事司法治理模式的实践检视

通过对药品犯罪司法惩治现状的梳理,发现既往犯罪治理的重点在销售端,对生产行为与帮助行为的查处有限;司法认定中偏重缺陷药品的形式评价,而对药品危险性的实质评价不足;量刑环节报应色彩较重,弱化了刑罚预防功能。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以后,这种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缺陷药品性质评价复杂化、缺陷药品证据认定标准复杂化、犯罪故意司法认定复杂化的挑战。为此,应当拓宽缺陷药品的证明方式,通过司法推定的反驳机制,合理限制主观明知的司法扩张,限缩妨害药品管理罪中具体危险的判断规则,加强对缺陷药品的源头治理,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效果。     

中国内地涉港澳民商事诉讼证据公证证明制度之初探——以广东省法院的实践创新为基础

随着我国内地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量日趋增加,我国区际司法冲突日益明显,其中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本文旨在通过讨论民商事诉讼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的合理性因素,对人民法院适用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的实践创新作出学理探讨。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

全面了解直接与刑事证据打交道的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和评价,是很有意义的。对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和普通民众所进行的调查,充分显示了他们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看法和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