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构与同质：媒介全球化与国际传播的“软切入”

世界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呈现全球化发展趋势.媒介全球化开辟了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同时它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逐渐加深.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对内对外交流的主要手段,面对国际传播新形势和新挑战,如何认识当前的形势,如何应对跨文化、跨国界的文化交流?如何在媒介全球化大潮中维护自己的信息主权?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传媒业发展必须思考的问题.     

全球媒介事件的重新定义及其作用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及其传播理念的发展,可以在国际传播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对“媒介事件”进行理论申发——升华为“全球媒介事件”。全球媒介事件是指通过新媒体、电视、报刊等各种技术媒介,在国际主要媒体有持续重要报道的全球性事件。伴随现代媒介的变迁,全球媒介事件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议题充分世界化,各种技术媒介相互联合,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等等。全球媒介事件可以分为重大突发事件和提前策划两个类型,其对国家形象一般分别会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论媒介技术演化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

在媒介技术与媒介制度的关系上,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都失之片面。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之一。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也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国际和国内这两种制度体系的比较与交流变得更为明希和迅速,其溢出效应同样会影响到媒介制度变迁。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     

试论网络时代的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基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是全球化运动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在此过程中,各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彼此沟通、相互交融,导致不同文化的边界渐趋模糊.互联网诞生之后,随着其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这项全新的媒介技术一方面使各种文化的交流变得更加通畅便捷,通过突破传统传播制度的控制而将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则又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实力构建媒介强势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提供了条件,使得当前的文化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內的扩张与蔓延.尽管如此,互联网的多媒体表现、自主运行、平等开放、资源共享等独特的媒介特性决定了它在全球文化的沟通与整合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终将使各民族国家在全球文化传通中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因此从长远来看,"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应是网络时代文化全球化的大势所趋.     

大国边疆与对外传播——我国边疆问题对外传播的多维环境要素

当今社会,我国边疆正面临全球化、媒介社会、风险社会、公民社会和中国崛起等多维理论及时代背景的综合影响,由之构成了我国边疆问题对外传播的“地球环境”“媒介环境”“社会环境”“公众环境”和“国家背景”等深层次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强化了我们对边疆问题的深入理解,也影响了我国边疆问题对外传播的外部环境要素.     

论大众媒介语言的全球化对民族语言的冲击和影响

全球化语境下,大众媒介的语言特点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文化逐渐侵蚀,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他民族语言的本来面貌。大众媒介语言的全球化给语言教育和研究工作提出了挑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分析和掌握媒介语言新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调整相关政策、提出应对措施,从而促进民族语言文化的繁荣,以有效保护国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话语权。     

媒介、文化、身份--麦克卢汉思想映照下的当代媒介与文化转型分析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或任何技术都将改变人类活动的规模、进度或形态①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Die magischen Kanäle, 1968, pp.22.。在此意义上,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媒介本身的文化意义,而非媒介传达的内容。这为传统上认为媒介非中立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事实上,媒介是对应于特定社会的文化模式的,因此此社会中的媒介的形成与分布也就不是偶然的。文章将首先具体探讨麦克卢汉此观点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面对跨越国家及社会制度的数字媒介全球化传播及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化进程,媒介生态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接下来,作者尝试联系文化和公民来对当代数字媒介传递的信息作出解读。      

媒介融合下的视觉跨媒介传播及其动力模式

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当代视觉逐渐突破传统媒介的局限,走向跨媒介传播的新阶段。该阶段呈现的范式创新、信息重构、传播多元化、跨界融合等新特征,表现了对传统媒介表达形式的传承与审美经验的现代转换。媒介表达的技术化、媒介界面的交互化、信息传播的互补化、视觉传播的消费化、用户参与的大众化等诸多动力模式共同构成了视觉跨媒介传播的驱动力,也成为视觉传播探究的重要维度。     

突围与重塑:数字媒介环境与传统文化传播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正遭遇着生存土壤缺失、外来文化威胁、碎片化生存以及娱乐化解构等困境。数字媒介既是传统文化面临的威胁,更是为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数字化保护、数字媒介与文化呈现方式、数字化学习、文化产业崛起和国家形象数字化传播等角度,探讨与分析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播策略与路径。     

大数据视阈下的媒介素养教育

大数据传播将信息传播与数据积累汇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个人在大数据传播中既承担着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首要职责,也扮演着数据生产与累积的主要角色;然而数据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相分离的,个人仅拥有零散数据的所有权,大数据使用权却被网站运营者和软件供应商垄断。这不仅对信息传播造成深远影响,也为媒介素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数据拓展了媒介素养教育的传统内容,挑战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既有形式,也改变了媒介素养教育的语境。大数据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实现技术素养、数据素养与人文素养的平衡,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执行的融合。     

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传媒霸权--兼论我国的传媒政策

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整个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利用其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牢牢掌握了世界传媒霸权,从各大传播媒体中显露出“传媒霸权主义”的印记。对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只有顺应全球传播时代的潮流,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传播技术,增强在全球信息传播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才有可能掌握全球传播的主动权。     

消费社会、流行文化与媒介影响力分析

时尚杂志背后是消费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背景,对消费文化中时尚期刊的研究表明了媒介与消费社会、流行文化的关系。时尚期刊的媒介影响力在矛盾中不断扩张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时尚传播链。     

论新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传播生态

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对人类社会进程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新媒体的社会责任功能在传播中严重缺失,令人担忧的文化单一性成为了新媒体传播的现实图景,而技术决定论已成为媒介社会发展的高调。如果新媒体传播缺失社会责任感,网络人继续无度膨胀,鼓吹媒介技术决定社会形态、决定人们的思维形式,那么人类和谐的媒介生态环境将会受到破坏,文化多样性也会消失,文化仅仅作为信息"全球化"工具而存在,成为技术现实的附庸,人们被技术奴役而失去智慧,人类在信息社会中迷失自我的"人生困境"和"生态危机"就可能出现。     

地方媒体对区域文化传承的价值分析与实现

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媒体在区域文化传承中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化全球化和媒体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多元文化态势和多重价值体系的交融与碰撞,地方媒体在区域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文化选择、文化创新等方面呈现新的特色。发挥新的价值功能的同时,地方媒体传承区域文化的问题也日益凸现。如何坚持文化属性,扮演好传统区域文化的守望者与传承者,是地方媒体在多元文化时代的重要职能。     

信息化与全球化背景中的政府传播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作为公共传播行为之一的政府传播,有必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并对新环境中的政府与大众传播媒介新型关系的建立和政府传播方式的改进进行深入和全方位的研究,因为新型政府传播意识和方式的形成则是我国政府在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媒体变革及教育呼应

虽然文化帝国主义论者大多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神话,但是,全球化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全球化要求人们自觉地树立全球意识。在我国新闻教育领域,重点要解决好媒体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国广电管理体制的改革既是国家主管部门应对全球化及中国加入WTO以后的环境,做强、做大广电媒体的重要举措,也因为我国广电媒体的任务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为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体变革,中国的新闻教育必须树立全球意识,走向国际化。新闻教育较先进的高等院校,应争取使新闻教育具有对外平等交流的地位和实力,逐渐争取中国新闻教育在全球新闻教育领域的话语权;一些广电教育刚刚起步的高等院校则可以在短期内实施"技术模仿"战略,坚持开放性、国际化、全球化,高起点、高标准地探索与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广电教育模式。在广播电视新闻高等教育中,应该加强这种观念:新闻不能变成媒体。     

理论与实践:国家传播学发展的新气象——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针对国家传播的理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一带一路”发展以及国家传播研究等诸多议题,近百位专家学者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中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就国家政治传播与国家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建构与国家对外传播、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传播、“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中的国家传播研究、国家传播研究的话语学视角、国家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等6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全面的交流和探讨;研讨认为,国家传播的伦理秩序、研究主体呈现多重新向度,应逐渐尝试去西方化,重视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替和累积性的理论建构;尤其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问题,需要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及媒介机构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跨区域问题解决方面进行深度沟通,还应利用“话语转向”的建构主义安全化理论来面对国家/国际安全的重大挑战,为中国叙事全球化架桥铺路。     

论译者的媒介特征

媒介指的是各种信息的传输手段。在跨文化的传播活动中 ,译者就起着不同文化信息传输的媒介作用。作为传播媒介 ,译者是如何发挥这一功能的 ?译者作为媒介 ,与其他媒介有什么区别 ?他的特点是什么 ?本文将以跨文化传播学为视角 ,讨论分析译者作为传播媒介的种种特征。笔者认为 ,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媒介 ,译者一方面负有社会责任 ,并在传播策略上有一定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 ,他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论新媒体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嬗变与重构

在新媒体条件下,传统社会的权力控制方式尤其是思想控制方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消解和冲击,加上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弱化了公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现代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泛化。这使得意识形态话语权呈现出从“舆论一律”到“众声喧哗”、从单中心到多中心、从强组织到弱组织的发展态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新媒体条件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应有之义。我们要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积极构建新媒体传播平台;不断增强议题设置主导权;强化新媒体的行业自律,推进以“法”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