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探索与反思

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孕育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第二阶段,中国思想史学科初步创立并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明确了思想史研究内部各分支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和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学界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断进行反思,推动着中国思想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关于中国思想史对象问题讨论情况综述

最近学术界围绕中国思想史对象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在“关于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专栏发表汤一介、张岂之、周维旨的三篇文章,对思想史对象问题提出了看法;随后由我校历史系中国思想史教研室参与发起在西安举行的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其中心议题之一也是中国思想史的对象问题。现将讨论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一位擎着火炬的侍女"--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中的三大问题与九大关系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有三大问题需要解决,在解决这三大问题时需要处理好九大关系。一是如何解决近代思想史的独立的学科属性问题,这就必须正确处理近代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三大关系,既要从各自特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确定其严格的学科分野,又要兼顾其互动关系;二是如何解决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确立价值中立原则的问题,正确处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思想史与社会演进史三大关系,把历史分析与价值分析建立在价值中立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三是如何解决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体现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问题,合理解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与现代三大关系,从不同的思想流派中吸纳一切合乎中国当代时代精神的合理思想因素。     

论比较原理与比较思想史

比较原理是理解一切比较活动的基础,也是比较思想史方法论的基础.比较原理是一个有待专门探讨的普遍问题.第一种意义的比较,就是树立反绝对化的态度、信念和方法.第一种意义的比较用到比较思想史研究领域,一方面是要打破各种"中心主义"观、"绝对主义"观,另一方面,是要在相对、平等和开放的原则下探讨各国各种思想文化形态.第二种比较是寻求特质的认知,通常人们将这种比较理解为辨析同异,我们姑且把它叫做特质比较.这个意义上的比较和"类比"有一定的相通性.这种比较用到比较思想史上有利于区分思想的社会历史原因、形态和类型.第三种比较是找关系,也就是说在关系的视野中看问题,或者说是通过比较揭示与建构多种思想对象的关系之网.用到思想史比较研究中,是要通过比较建立系统的、复杂的思想关系网络.将比较关系和比较思维带入思想史研究,必然的结论就是要树立"世界思想史"①的目标,或者说比较思想史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重建"世界思想史".     

结构与思想的结构史

思想的结构史即从结构的角度界定思想史,并展开新的研究。这一角度要求将思想史看作一个有不同层次的、复杂的结构整体,整体的性质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之中。思想史研究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理论探索。由此出发重新讨论思想史的各种组成部分相互间的关系,并对思想家、流派、断代形成深入的理解。思想史只能面对符号系统所体现的思想,并且只能用语言(符号)表述和建构思想。思想的结构史研究与传统的方法并不矛盾,它在吸收结构主义方法的长处时,通过对结构的解释保持了人文研究的传统。     

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对历史上和现代科学研究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所有思想成果。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要考虑到传统认知模式的特点,揭示历史上思想活动的本来面目。开展这方面研究,要着眼于现代科学研究的需要,起到推动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的作用。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述评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是葛兆光近年来探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次集中总结。除了继续关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等问题以外,该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思想史研究中的“加减法”、从“创新性思想”走向“妥协性思想”、思想史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中国思想史研究适应时代要求,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本文是一篇探讨思想史研究问题的理论文章。全文主要从“关于学科边界问题”、“关于思想文本解读问题”、“关于学科研究方法问题”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对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学科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对思想家文本的解读、思想本意与引伸义、思想的渊源与背景、应用的方法及理论创新等问题都进行了全新阐释 ,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文章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创新性引入 ,有利于思想史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多元思考与多角度研究     

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重构以及思想史空间的拓展 --李锦全先生的有关思考及其启示

在过去20多年间,李锦全教授对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进行了探讨,并通过自己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来贯彻和阐发这些方法论原则,从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探讨的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些方法论原则的核心在于:力求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内涵做出准确的理解,从而重构两者的关系,并进一步对思想史空间做出进一步的拓展。对今天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来说,这一思路仍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知识社会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文章讨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的关系,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特点、贡献和影响.文章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知识社会学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完善和发展了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双重面向,而且开创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传统.文章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架构,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并对其贡献和影响做了简要评价.     

从思想史的视角看待历史——读《李良玉史学文存》

《李良玉史学文存》是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良玉教授的又一新作,是作者所著论文的合集,收录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的40余篇学术论文、讲话以及关于博士生教育的文稿。这些文章涉猎面广,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     

论伊朗历史上的智力引进

:智力引进是落后国家学习先进国家、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常用手段和方法 ,是任何一个力图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采用的有效手段 ;智力引进是历史交往的必然结果。伊朗在其于新航路大发现之后与西方文化的历史交往中经历了无数次的痛苦 ,进行了一系列的智力引进。伊朗的智力引进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 ,但总体说来 ,伊朗的智力引进具有随意性和片面性     

领域的拓展与方法的更新--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思想史意义

由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实是一种侧重从思想的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和学科的杰出人物进行评述,并进而深入探讨和揭示中国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内在理论结构体系以及发展演变规律的思想史研究。其研究范围的拓展、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研究方法的注意从人物的业绩和事功中抽象出思想、注重兼融与交叉以及其独特的评传形式,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论审美观照与历史认识的关系

作为一种对美的事物的感性直观达到对其理性内涵把握的心理活动方式, 审美观照应被用于对历史的认识。认为认识者惟此方能在已进行过的逻辑认识、 伦理判断的基础上, 达到对历史的完整把握。至于这样做的条件, 则除了认识者具有运用这一方法的能力外,还在于历史确实蕴涵有美的内容。自然, 一旦这样做了,则不仅认识者能由此获得一份渗融着理解的情感愉悦,而且历史学亦将获得新的发展,或者说将使已中断的优秀古代史学传统再一次得到复兴。     

试论台湾解严后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的兴起及讨论是台湾解严后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不同作家对台湾历史提出的不同阐释,体现了台湾知识界对＂如何阐释台湾＂的焦虑、冲突与分歧。而这种种分歧与冲突的背后,又包含了统独对立、族群对立、性别对立、阶级对立等等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现状,形成了丰富的阐释空间。本文从宏观角度分析解严后台湾小说中历史书写的发展概况及特征,并做一个总体性的论述。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灵魂”吗？——“以物化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以人化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

国内长期以来形成的把“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或说成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灵魂，这其实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理想，也不是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即“历史哲学”。它仅仅是揭示“史前社会”人被“物化”方面的事实之科学方法，主要是研究资本剥削所形成的总的科学观点，根本就不是哲学。马克思的哲学理想只能是“以人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唯心主义”。     

口述史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研究

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结合口述史学的特性,分析了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指出研究队伍中缺乏专门人才,研究范围狭窄,获取资料的方法科学性不强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收集口述资料时尽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在研究时注意兵团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等。     

“三结合”的学术视阈和学术方法——张岂之先生史学志业述略

张岂之先生毕生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以中国思想史为核心,以华夏文明的演进为主线,以民族复兴为最终归宿,并逐渐将研究的视角从思想史延伸到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其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三个方面。此外,张岂之先生还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彰显了一位人文学人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