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产品品牌形象传播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

今年两会之后,关于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关系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是一项系统的战略工程。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特殊意义在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利益的世界性大国,但与中国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相比,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还有较大的差距。     

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安徽文化传播 ——以安徽某大学为例

汉语国际教育是传播安徽文化的重要舞台.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要树立对外汉语教师地域性教学意识和地方文化意识,充分发挥对外汉语教学中安徽文化各传播途径的作用,结合语言教学多角度展示安徽文化,加强留学生体验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     

道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以孔子学院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世界关注。然而,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仍存在多方面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困境,提出在中国文化传播中融入道家思想,以助中国文化传播走出困局。通过追溯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分析道家思想在国际交流中的意义,本文对作为中华文化重要部分的道家文化的国际传播做了可行性分析,并以孔子学院为例,对道家文化在中国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民族事务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面临的困境仍显而易见,发声难或发声被忽视等情况依然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西方政客及主流媒体,通过资本掌握各类纸媒和线上平台资源,获取了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对中国问题特别是民族宗教事务等进行了系统、成规模、持续性负面传播,以期达到在国际上抹黑中国、孤立中国、延缓中国崛起之目的。总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近期涉华言论的特点,有助于揭示中国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的困境,分析导致困局之复杂内外因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导,则可以加强和改进中国国际传播工作,提高我们的国际话语权。     

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以四大主要国际科学会议为例

科学传播模型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科普到公众参与科学的演变,但公众参与科学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本文通过对以主要国际学术会议为载体的欧美科学传播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科学传播正在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欧美科学界日常行为中.“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具有融入公共生活、成为科学界内部的基本行为规范、与科学传播者各种行为紧密结合、多主体共同参与四个特点.如果把“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当作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所遇挑战的折衷解决方案,它可以调动科学家更灵活、更多层次地参与科学传播,从而让科学传播更容易适应社会要求、让社会更全面接触科学界和科学家.在欧美科学界,尽管“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已经充分融入科学基金管理、专业科学会议等,但这一过程仍然刚刚开始,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科学界目前从政策层面尚无主动推动“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意愿,但中国网红科学家已经体现出“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部分特点.     

国际传播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不同的地缘环境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但当信息技术崛起后,国际传播愈演愈烈,各国文化交流速度明显加快。国际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方式是有其存在必要的,因为这种文化交流使很多国家的文化隔绝状态不复存在,使外部社会的文化、社会以及生存状态得到处于文化封闭状态的人们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通过国际传播了解到的外部社会就成为一个比照现实的参照物,能使人们更透彻地了解自身本土文化。     

浅析国际传播中融入和运用话语体系的探索 ——以新闻漫画评论产品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中西方新世纪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国际舆论交锋.在此情况下,美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大幅调整,部分政客或为国内疫情应对不力转移视线,或利用疫情大打"中国牌"捞取政治利益,炮制种种谣言造谣污蔑中国,试图架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地位.面对西方部分舆论的抹黑,如何传播好中国声音,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传播出自己的声音,成...     

中国式奥林匹克文化的国际传播——以北京冬奥会文化为例

北京冬奥会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提供宝贵经验,为中国文化传播提供良好机遇。面对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适应新时代国际舆论格局和信息传播生态的新变化,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创新

文章首先考察了文化生产的目标,即捍卫意识形态、实现视听人数最大化与收益最大化三个目标或者其中一个目标.然后将生产创新划分为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技术创新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内容创新是文化产品创新的核心,而形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则服务于内容创新,并实现内容的增值.接着论述了文化产品传播的创新,其中包括了方式创新与渠道创新两方面.在渠道创新方面,应尽可能地利用网络效应、明星效应和作秀,来引发对于文化产品的销售潮;合理地规划一些综合销售计划,营造成功模式,并将其复制到同类文化产品的传播中去.     

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策略分析

我国文化产品在参与对外贸易竞争中面临如下现状:规模扩大、出口额度增幅较大,但总体上进口多、出口少、市场占有率低。通过对进口和出口数据及贸易竞争指数的分析,发现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呈现逆差状态,进出口比例较高、国际竞争力较弱。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面临着知名度低、市场占有率低、科创水平低、价值链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提出提升我国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塑造文化产业的知名品牌,推进文化产业的技术创新,提高开拓我国文化产品市场的能力,完善文化产业价值链体系。     

创新美食文化传播思维实践多模态国际传播媒介策略——以成都美食文化国际传播为例

从媒介研究的视角,提出实践成都"美食之都"国际传播多模态媒介策略,相对于传统单一模态媒介,多模态传播媒介能更好满足"美食之都"文化品牌多模态国际传播媒介需求,最大限度地展示"美食之都"之"美"的本体特征与文化内涵,减少传播中的信息衰减,达到"美食之都"国际传播主体的预期目标,以提升成都美食文化与成都城市品牌国际传播的传播影响力。     

地域文化产品英译的译者跨文化传播力解析

翻译具有跨国界跨文化跨学科的交叉跨界特质。地域文化产品翻译需要译者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传播力。研究以西南彝族地域文化英译为例,从翻译语言服务的视角阐释了译者跨文化传播力的内涵:译者对于彝族地域文化产品与英译产品中所内嵌的文化逻辑与文化关系差异的分析力、对于翻译产品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多元文化冲突的协调力、以及在翻译产品中所体现出的目的语文化框架里的跨文化语用顺应力。     

关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外来文化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为此,提出“第三极文化”的理论构想,旨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第三极文化”不仅是一种理论预设,更是实践层面的积极建设:需要进行学术研究的深层次思考,作为实践层面的艺术创作的积极开拓,利用各种传媒技术进行国际传播,以此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韧性传播与间歇传播:国际传播的新视角 ——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为例

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等区分,是传播学中以传播主体和媒介形态作为分类标准的惯常尺度。换一种方式,从传播过程或者是活动的时间取向上可将传播分为韧性传播和间歇传播,兹为一种新的传播向度。韧性传播具有语言交流的本土性、传播过程的连续性、传播行为的持久性、目标的稳定性等特征。间歇传播含有语言沟通的便利性、传播过程的间隔性、行为的非持续性、目标的相对灵活性等特点。韧性传播和间歇传播优长互补,具有通约性。韧性传播可厘定“一以贯之”、“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等途径。间歇传播可析出“以逸待劳”、“张弛有度”、“曲径通幽”等策略。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四个维度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我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国际建立和平秩序的迫切要求。本文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四个维度进行了阐述。要坚持国家站位,树立全球视野,建立面向国际的传播体制机制和工作格局;创新传播理念、坚持内容为王,把话语体系建设作为对外宣传的突破口;拓展传播渠道、推进技术创新,占据国际热点新闻竞争的主动权;树立实践导向、整合优势资源,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视野宽广的人才队伍。     

多元文化主义与国际传播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类文化虽有融合,但其多元的特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人类文化的发展应该遵循人们自主选择不同文化的规则,而不是某种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吞噬。国际传播应该摒弃人文中心主义,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思想,接受文化差异,着眼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以红色文创产品为载体的红色文化传播研究

随着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发展,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成为红色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新思路,这也为红色文创产品的设计工作提出更深层次的要求。在信息时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借助新媒体发展趋势,让红色文创和文化在新媒体时代“活起来”,成为红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对红色文创产品为载体的红色文化传播展开分析和研究,阐述了红色文创产品的内涵和效用,分析出红色文创产品对红色文化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红色文创产品助推红色文化传播的对策,以供参考。     

移民与文化传播——以绍兴为例

文化传播需要媒介,移民历来就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即人口不断地从先进发达的地区流动到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方,并通过文化传播带动那里的发展.对文化传播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本身文化素质比较高并且拥有政治、经济优势的移民.在绍兴历史上,越文化的发展与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关系密切.北方移民南下绍兴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永嘉之乱以后,东晋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家族王氏和谢氏对绍兴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北方移民南下绍兴的第二次高潮是在北宋末年靖康之乱以后,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南宋及此后绍兴出了不少名人,这些人才一部分是本地产的,另一部分却是移民后裔,或者是移民与土著结合的产物.历史上移民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既有输入,也有输出.高明的绍兴人找到了当师爷的办法,向全国各地输出大批师爷,还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近代从绍兴出去的名人如蔡元培、鲁迅、马寅初、竺可桢等,以及从绍兴出去的"的笃班"在上海才形成风靡全国的越剧,都印证了文化双向传播的特点,这个特点任何地方文化都概莫能外.要保持文化的领先地位,就要鼓励人才流动,如果只出不进或只进不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枯竭、呆滞,或者饱和、浪费.考察历史上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关系,对今天绍兴的可持续发展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