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仪式权力运作与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例

民间仪式始终在国家与传统两种力量的交织下进行,并渐变为一种权力资源符号影响着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从民间仪式中的权力关系入手,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分析个案,关注民间节日的运作与传统力量对维持村寨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对传统与国家两种制度模式在村寨生活中的关系作一探讨,认为民间传统力量在构建乡村秩序中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要素而存在。     

新型农村社区权威秩序生成机制与阶段性转换

新型农村社区以空间格局、经济关联、公共权力结构的系统性改造,来回应乡村社会贫困化和离散化两大难题。从实践运行机制看,它表现为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综合作用,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在规划变迁阶段,国家力量和制度供给起主导作用,"规模经济、土地增值、公共服务、城乡一体"是外生性权威秩序生成机制,发展道路是预先设计和清晰可见的;在文化内部整合阶段,社区自组织力量和内聚重建起主导作用,"利益诉求、集体经济、精神需求、公共生活"是内生性权威秩序生成机制,发展道路具有实践性和探索性。虽然政府干预有助于打破乡村发展困境,但由于国家力量的时限和效度,外生性权威秩序具有不稳定性。社区自组织力量只有在充分认识政府干预所创造的有利的发展要素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顺利完成新型农村社区两阶段权威秩序转换,才能保障社区平稳运行和有序发展。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作用及原则——以湖北省英山县思想道德建设协会的实践为个案

英山县思想道德建设协会是适应农村社会新的发展需要而建立的自治组织,它的形成原因、组织结构、作用定位及工作原则具有一般性推广意义。传统的农村宗法伦理秩序打破后,乡村社会出现了现行法律尚未禁止但又阻碍农村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道德失范现象。在新的道德规范体系还未形成时,需要一个既延续过去权威又兼有现代秩序的道德自治组织来引导新的道德体系的逐步建构。     

博弈与互惠:苗族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机制

民间习惯法作为苗族传统文化事象产生历史久远,表现形式多样,根植于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苗族民间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与国家法同时并存,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与国家法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良性互动,两者在"国家-地方"、"官方-民间"、"大传统-小传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的博弈中实现互惠。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的“绝对权威”与“充分民主”

在自我管理的传统苗族社会里,我们发现它的结构虽然简单,但是却管理得有序安稳,具有自己的本土智慧。该文以中国最大的苗族村寨西江和进入现代化强国的美国苗族为主并结合其他案例,描述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如何实施＂绝对权威＂和＂充分民主＂,进而论述其组织管理手段背后的文化基础以及二者在传统苗族社会中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合二为一...     

苗族“古老话”的法律文化价值探析

苗族“古老话”是研究苗族习惯法的一部“百科全书”,它记载了苗族习惯法的法律主体对公平正义的运用,从内容到形式、从意识到效果都体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对法律文化的创造。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一致,而且创造了亦歌亦法的法律文化自觉的民间方法,传播了一种法律生态化的信息。苗族“古老话”对于中华法文化的价值和贡献在于：首先,在原生态的法律文化价值创造方面,它是我国武陵山区苗族古代习惯法的传承手段和文本载体;其次,在法社会学科学思想的弘扬方面,它是苗族社会土地制度、婚姻制度和解决内部纠纷的最权威的法律依据和裁决标准;再次,从法哲学科学思想的弘扬方面看,它是朴素哲学思想的表露,它反映苗族“事物生成共源根”的生存哲学智慧,是完整而独立的苗族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袍哥势力对羌族地方社会权威和秩序的影响——以民国川西北白草河流域为例

袍哥是清末民国盛行四川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遍布川西北羌族地区白草河流域,成为当地社会的一种权威和秩序结构,地方民众广泛加入其中。袍哥势力与地方政权深度融合,成为当地羌族社会重要的权威力量,在失序的社会中建构了特定的社会秩序,对国民政府地方政权的虚弱化起到了功能性弥补作用。     

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     

“第三只手”：一个边贸市场的民间权威及其成长

中、越、老边境线附近的滇村“三号街”是当地人自发形成的边境贸易市场,经由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所确立的民间权威,是维系“三号街”市场运行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无论行政权力还是市场本身,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建构稳固的经济体系并维持其运行,而民间权威在地方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湘鄂西苗族崇拜“白帝天王”考辨

湘鄂渝黔边苗族崇拜的白帝天王 ,虽然多次被统治者所改造 ,但并未成为苗族社会所崇拜的一种异己的社会力量。白帝天王的原型是竹王 ,并兼具民间神话中“白孩子”的精魂。苗族通过对这一崇拜对象内涵的不断丰富 ,来反抗民族压迫。     

湘西苗族大学生人格特征的测验研究

本文用《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研究了湘西苗族大学生的人格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1 苗族大学生是一个具有鲜明人格特征的群体。 2 在苗族大学生内部 ,其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都具有不同的人格特点。 3 苗族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 ,苗族大学生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 ,以及苗族大学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形成苗族大学生人格特点的主要原因     

苗族理词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的运用

苗族在传统的诉讼文化中，探索了一套独特的诉讼习惯法规范，并通过理词来解决苗族内部的刑事诉讼案件，理词是苗族习惯法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理词作为理师调处苗族婚姻纠纷的重要手段，为维持和谐的民间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成为苗族社会秩序中真实的法律样式。本文通过对解放前苗族内部发生的强奸、故意杀人、偷盗等案件的分析，探索苗族...     

新时期边疆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以滇西北民族乡村为例

民族地区民间互助组织在全球化、中央对民族地区扶持力度加大和市场逐步发育中不断发展壮大.数量不断增加和管理体制缺乏的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体现出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其不断发展依赖于民族乡村强大的社会资本,而传统的血缘关系联系的紧密性被大大削弱,权威和乡村能人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力量.从民族地区民间互助组织的动力机制来分析,主要归因于民族乡村基层管理的变革、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村民固有的传统文化、市场经济中村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人口不断外流等方面.     

社会多重性视野下的民间权威——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通过对中原地区一个普通村庄河南省路村民间权威人物个人生活史以及近年来路村举办庙会、兴办集市和重修关帝庙等事件的详细考察,首先分析了路村民间权威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情与面子等因素.其次引入社会多重性的视角,探讨路村村落多方力量交错的权力关系格局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权威的有限性和两重性等特征,从而揭示了路村“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不仅加深了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原农村民间权威的认识,而且深化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反思性理解.最后讨论了国家与社会交接面的问题,指出在改革开放后的路村,将国家与农村社会勾连一起的,更可能表现在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民间权威人物、村干部和从路村走出去的县市干部的错综复杂的结合而形成的权力结构或关系网络上.     

动员型组织的日常化:农村老年人协会的运作逻辑与演变路径——基于湖北W村老年人协会的个案研究

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将构成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由外部资源促进内部发展”是老年人协会建立与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乡村社会复杂多元的制度环境,老年人协会依靠村庄动员形成了制度化的动员型组织结构,表现为结构增生、功能外溢和规则妥协。制度化成本和组织内在张力导致老年人协会逐步走向日常化。日常化意味着老年人协会真正融入村庄的社会网络和文化传统,成为村庄秩序和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和担纲者。国家在扶持和推广农村老年人协会时,需要从文化建设和乡村建设的战略着眼,鼓励和尊重老年人协会自发探索的积极性,形成“低成本、高福利”的老年人协会建设模式。     

清代西部开发的民间文本--建始龙氏族谱个案研究

根据雍正、同治、光绪三个版本的建始苗族龙氏族谱,结合方志、墓碑等其它地方史料,考证描述修谱的任务、作用和谱书所反映的苗族聚居区社会变化.在清代康熙以后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建始民间社会经历了从边缘进入主流的社会转型过程,主要表现为组建家族社会、文化改造和形成民间社会精英并逐步转变成乡绅.     

国家政权建设视野中土家族地区农村民间信仰传统的变迁——以鄂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土家族在清代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实施进程中逐步的“汉化”,并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为主体的民间信仰传统.国家政权建设的强制推行破坏了传统民间信仰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和村落内部的文化结构,动摇了传统民间信仰的村庄基础.在政府的推动下,乡村社会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民间信仰替代形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出现了祖先崇拜为主体的传统民间信仰形式的复苏,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变异以及西化的教派教支泛滥发展的现象.三足鼎立的民间信仰格局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百年来,湘西苗族在国家力量的导引下,开始了文化的现代性建构。其现代性文化的建构特征主要表现为:理性、科学对民间信仰的冲击;权利意识的强烈伸张;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文化开放性的日益明显。湘西苗族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百年历程表明,现代性文化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统一体,是传统与现代因素在一个文化体中相互激荡、相互交织、相互吸收、共同形塑的文化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