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守法道德

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守法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和道德要求。表现为遵守法律的行为,而从内在的角度看,守法更重要的表现为一种守法的精神。在现代法治社会,守法道德既表现为对法定义务的恪守,又同时是对自己合法权利的积极主张。     

论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与法治社会

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人始终是法治社会的主体,只有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法律信仰,法治社会才能建成。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会严重影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其中社会民众、法律职业的法律信仰尤为重要。通过加强人们权利保护机制提高权利意识、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和守法精神、提高司法权威等突显社会主体在法治社会的重要地位。     

守法：一个需要哲学考量的法律问题

守法涉及法律是否能够实现并转化为秩序的问题,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存在。可是,问题在于自觉守法与被迫守法是有重大差别的,对守法问题的终极思考不仅能够解决认识上的疑惑,还可以提升人们守法的自觉性。法律要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同时人们所要遵守的法律又必须是良好的法律,这是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留给人们的一个法律难题。一方面出于实践的考虑和理由必须服从法律的规定或者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服从法律又会败坏以民主为基础的法的观念和法治。如何解决这一具有悖论性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建议或许能够给我们重新考量这个问题一些有益的启发,法律并非“一种自我陶醉的封闭系统;它要受到公民的‘民主的伦理生活’的滋养和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的呼应”。当我们把民主的立法和司法程序依赖于公民交往权利和参与权利的时候,其中也就带有了对于“共同之善”的取向,公民也就从私的法律角色转而采取参与者的视角。这样,法律就成为一种不是依赖于行政权力,而是基于一种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规范性期待。     

“普法情结”、法律公布及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要根植于本土民众的社会生活,而不是简单地移植。只有根植于本土民众生活的法律才能被人们普遍地遵守,否则,只是想通过简单的普法而达到全民皆知法、懂法和守法的目标,只能是幻想。所以,构建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立法,更重要的应该是倾力打造一个新的社会生活本身。立法只不过是对已经实现了法治的社会生活的承认而已。     

守法的经济分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至上,所有的社会主体都要遵守法律,按照既定的法律框架,展开自己的行为,拥有权利,履行义务。依据法律经济分析理论,守法主体是经济理性人,追求一定的利益;守法是一种富有经济性的法律行为,有其内在的经济机制、经济形式,存在着一系列守法成本,从而导致追求不同的社会效益。     

法理念与法治进化论

尽管我们承认法治有“良法”和“守法”两个因素 ,但绝对的“良法”和“守法”的“法治”只能是法治的理想 ,法治应该是不断进化的 ,即法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进化性。法理念的进化促进了法律进化和普遍守法 ,推动了观念法治和现实法治的进化 ,因而社会普遍的法理念的变迁是法治进化的基础。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正义的司法 ,法官的正义判决使“纸上的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因而法律工作者的正义信仰是实现法治的最终保障     

法治视域中的教育理念研究——教育之于规则的遵守与形成

社会是由规则构成的,法治社会亦不例外。在法治社会的规则构成结构中,法律规则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法律规则至上的社会。法治社会法律规则的至上性,使得教育的形式理念表现为法律规则的普遍遵守。法治社会法律规则的公正性,使得教育的实质理念表现为法律规则的形成。     

论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律信仰的培养

法律信仰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一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观念基础。市场经济的建立、民主政治的推进、法理社会的构建是法律信仰形成的法理基础 ;权利观念、法律至上观念、积极守法观念以及善良之法、法律制度之间的和谐是法律信仰主客观条件 ;如何培养人们的法律信仰在我国法治化的进程中意义重大     

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的相互不可替代性——于自觉守法行为的促进意义

提高法律主体守法自觉性,对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举足轻重。关于如何提高法律主体守法自觉性这一问题,法律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与探讨。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的形成对于自觉守法行为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它们各有侧重,相互不可替代。     

法的道德基础论证

法律主治要求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法律。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是良法 ,它的生发点在于道德 ;法律的施行过程需要道德的支撑 ;广大人民遵守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一种道德自律。从立法过程到适法过程 ,从执法主体到守法主体 ,都体现出法的道德性基础     

法治政府：法治与政府的宪政整合

构建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环节,是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核心内容,也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法治政府的生成遵循着自身特有的规律,法治政府决不是“法治”与“政府”的简单叠加,就实质而言,法治政府是“法治”与“政府”的宪政整合,这一结论是从现代法治的一般面貌、宪政对法治的基本要求以及法治政府的构成要件的关联分析中得出来的。     

法治与法律权威

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树立法律权威是进行法治建设的决定性前提。树立法律权威须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以法治权、制约权力 ;二是以法济民 ,实现守法的自觉化     

依法治国与宪法司法化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要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不应只停留在强调宪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法律基础、为广泛主体提供了根本行动准则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要把宪法引入司法领域 ,通过宪法司法化强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真正树立宪法权威 ,以宪法的司法化限制公共权力 ,规范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保护公民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当前需要从认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缺陷入手 ,通过纠正人们对宪法认识上的偏差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司法制度 ,有效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和谐社会的人本宪法:一种经济分析

和谐社会的宪法是以人为本,积极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宪法。它不仅是人道的,更是科学的。为了理解和保持这种宪法的科学性,有必要以经济分析手段解读宪法。经济分析表明,建设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制定和遵守宪法,更需要考虑各种约束条件,在具体条件下妥当地理解和实施宪法。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宪法学与公法学的关系——从立法政策学看公法学的制度价值

以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在立法政策学的意义上是可行的。对公法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立法机关进行科学的立法规划和建立起系统化的立法体系，但前提是必须以宪法作为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职权的法律依据，因此，宪法作为根本法，本身是公法的理论和制度前提，它既包括了公法的正当性，又涉及到私法的正当性．基于宪法与公法的不同法律特性，宪法学应当尽量地以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宪法问题为主线，尽量减少宪法学自身的抽象性，避免使宪法学的范畴与公法学的范畴相混淆。     

论法治与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政府权力受到社会和公民限制的政府,法治下的政府才能成为有限政府.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调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遏制政府权力的专横和腐败,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没有高度的民主,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政府权力,也就无法真正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是建立有限政府的基础,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势力均衡,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制约.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法治政府是依法设立权限、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立体体系。法治政府存在的前提是权力有限,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至上,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以法律知识的普及为基础,其根本表现是服从法律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利、认真看待程序、认真面对司法。     

社会转型与权力支配: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习惯法

习惯法是构建乡土秩序的基础，它大致分为“公”、“私”两类。以往的习惯法研究往往注重于“私”习惯法，而文章则着重考察建立在乡村权威基础上的公共习惯法。20世纪中国巨大的变迁可以看作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国家权力开始渗透并控制乡村，它摧毁了旧有的乡土秩序，建立普遍规则统治，而习惯法作为一种旧封建陋习被清除。当今民间权威的重建，习惯法呈一种复苏态势，有效地影响了法的运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在乡村的广泛深入，习惯法的影响成为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