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作品中的乡土性

周氏兄弟的一些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对绍兴风物、风俗的描写，对故土的怀恋，对家乡人民的关切。但表现不尽相同，而是各有特色。鲁迅的故乡景物描写是“点染性”的，而周作人则主要是“全染性”的，具有“深浓”的特点，且又冲淡自然；周作人虽对故乡有一定的怀恋与情感，但没有象鲁迅那样热烈，往往只记叙个人情趣，抒发自我性灵；鲁迅对家乡农民命运与前途的描写与探索，自然要比周作人深刻。在周作人的灵魂里，潜伏着“绅士”与“流氓”两种不同的“鬼”．     

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手电筒朝内

1923年7月19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家中,弟弟周作人铁青着脸,递给他一封绝交信。那一年鲁迅42岁,周作人38岁。随后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迁出另住。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籍什物,周作人夫妇竟趋前辱骂,周作人甚至还向鲁迅抛掷金属钝物。1925年10月21日,鲁迅写出短篇小说《弟兄》。     

中庸与周氏兄弟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代表思想，是许多中国文人的理想信条。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阵营杀出的反传统猛士，身上又潜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庸”思想的世俗和本体解剖，来阐释鲁迅和周作人的两种迥异人生。     

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号起孟,他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4岁。幼年时期,他与鲁迅在一起玩耍;少年时期,他与鲁迅一同学习;青年时期,他与鲁迅共同切磋学问;成年后,又与鲁迅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鲁迅在1928年以后,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周作人在1938年以后,却由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隐士,堕落为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叛徒。本文拟就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作     

鲁迅与周作人忆人散文的比较

鲁迅与周作人的忆人散文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视角上,对于不同的人物鲁迅采取了不同视角,而周作人的写作视角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鲁迅的忆人散文重在"评"而不在"忆",将叙述、抒情、议论合而为一,因此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而周作人的忆人散文重在"忆"而不在"评",缺少哲理上的思索.鲁迅的忆人散文的情感激越深沉,而周作人的忆人散文的情感平和冲淡.这种差异是与二人的思想性格、文学观念、美学追求密切相关的.     

强作解人说知堂──写在周作人生辰100周年

今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辰100周年。与四年前鲁迅诞辰100周年相比，周作人的百岁生辰自是静寂无声；除了一些周作人作品爱好者和现代文学研究人员之外，恐怕绝少有人会记得周作人的百岁生辰。作为一代文化名人，周作人并不寂寞。他的作品还广泛刊布；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人们在熙熙攘攘之余，忽然想到去寻找那一泊宁静的港湾了。散文随笔热的如火如荼，使周作人的作品也火了一把，那盛况差不多可以与本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在文坛叱咤风云时期相比了。但是，周作人又是寂寞的，这寂寞，在我看来应自“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始。1…     

论周作人晚年的鲁迅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晚年的周作人继续写有大量的散文作品.周作人的这些晚期散文对于鲁迅研究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义.作为鲁迅早年生活最熟悉的"亲历者",周作人晚年不仅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还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极具个性的独特视角和独特观点,这些都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鲁迅与周作人对传统文人精神的承传虽有相同之处，但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在继承合理因子的基础上，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从而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战士，后者则继承了消极因子，并滑入虚无、消极以至成为民族罪人。本文从精神文化遗传与变异的角度，侧重从鲁迅、周作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从对其作品的剖析，揭示其内在机制和轨迹。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语言观比较

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同为现代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与优秀实践者,但周作人强调汉语的不可更张的继承性,留恋于汉语的趣味性。鲁迅认为文言文承载了太多旧有文化的＂踪迹痕＂,反对读中国书,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殊途同归的是：周氏二人都有面对语言的无奈甚至不信任。但最终周作人走向了自言自语的文人＂闲谈＂;鲁迅则选择与旧式文人彻底决裂,最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伤逝》的圆形结构

《伤逝》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向来以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抒情诗般的格调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周作人曾认为“《伤逝》这篇小说很难懂”，是“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他解释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其实，《伤逝》并不难懂，也不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解的一篇。只是周作人作为“兄弟恩情断绝”的一方，站在他的角度来解释鲁迅作品而别有会心，或别具用心。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的。与周作人仅从一己的经历、体会或企图出发狭隘…     

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钱理群自身学术研究个性的重要体现。其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周作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呈现了另一个激情燃烧者的形象,即传记作者钱理群。钱氏《周作人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     

五四乡土小说的历史风貌

五四乡土小说的勃兴与繁荣源于城乡文化的冲突和现代作家的两种文化觉醒 ,以及文学的自觉选择。鲁迅文学风范的引导 ,周作人等人的乡土小说理论的催生 ,也是其重要的原因。由此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凝重沉实和受周作人影响的浪漫飘逸的乡土写实与乡土写意两种风貌的乡土小说     

周作人散文新论--兼与鲁迅散文比较

将周作人从"文学革命"到"抗战前夕"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与同时期鲁迅的散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从人品的高低和从时代的需要来看,周作人的散文固无法与鲁迅的相提并论;但如果仅就文学作品的本身而言,那么,应该承认,周氏兄弟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两大派别的代表.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散文远远没有得到它所应得到的地位.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论鲁迅和周作人“鬼民俗”的记忆与想象

由故乡鬼民俗的记忆而感发,鲁迅和周作人面对与鬼同行的现实,他们的文化态度和文学思考是有区别的:鲁迅在掏鬼心态的背后融入了深沉的文化思索,而周作人则在民俗——学术的立场,细细体味着人生的机微。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俗想象和价值取向。     

历史不能臆说——也谈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鲁迅与周作人两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学界一直都在探讨的一宗公案。许多研究者出于维护鲁迅崇高的社会声誉,完全按照许广平或周海婴的一面之词,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进而彻底遮蔽了该事件发生的历史真相。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界目前所持有的见解或观点,几乎都属于主观臆说,根本就站不住脚。从《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比照来看,这桩遭到兄弟二人误解的家庭矛盾,其实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因此走出“偷窥”隐私的学界偏见,回归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不是去捕风捉影,才是鲁迅研究的正确选择。     

“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在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林纾的历史价值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与周作人对待林纾出尔反尔、绝不宽容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对待林纾的态度则显得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有被历史重塑的一面,梳理中国新文学史中鲁迅如何成为五四时期新旧论战中的主将,以及鲁迅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如何成为针对林纾的一篇批判文章,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的历史性书写。     

论周作人的中庸主义(续)

周作人曾一再申言,人类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只在生命之保存与发展。中庸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无可回避地必须对人类生存、发展应遵循的道德作出自己的回答与解释。二十年代初,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周作人终于就此提出了生活之艺术的口号。照周作人的解释,生活之艺术,即动物生活之崇高化与美化,“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之调和”。“本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