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晟府与教坊关系考辨

教坊是两宋时期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北宋中前期先后分属宣徽院、太常寺管辖.大晟府成立于北宋末年,是朝廷正式的音乐管理机构.关于大晟府成立期间教坊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本文认为,北宋末年的教坊确为大晟府的属下机构之一,而这一结论之所以被质疑,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坊主理的音乐为俗乐性质,与宋代王朝的宫廷内部的娱乐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大晟府所行使的对教坊的管理权就难免会为宫廷内侍机构所分享.     

论汉魏之际乐官的迁徙、分化及影响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汉廷乐制崩坏,乐官、乐工、乐器等多亡于战火,幸存者也流散四方。官渡之战后,曹操平定北方,流散四方的乐官逐步回归中原。随着杜夔等音乐人才的回归,曹魏音乐官署与乐制得以重建。这一时期的宫廷音乐有雅俗之分,并互相竞胜。曹丕之后,俗乐占居优势地位,逐步取代先秦古雅乐,形成混同雅俗的新雅乐,并用于元会等重要礼仪场合。汉魏之际乐官的迁徙、分化及竞胜直接作用于音乐,对当时音乐中心的转移、音乐官署的兴废、音乐曲调的变化、雅俗乐地位的消长等有着显著的影响。乐官的回归中原、音乐官署的重建,促成了雅乐、俗乐歌辞创作的兴起和建安文学的繁荣。     

唐代梨园乐官新证

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辽朝宣徽使初探

辽朝宣徽使的职责本自五代，宋，主要执掌朝廷礼仪、宴享百官、供帐、领殿前、内诸司之籍，并负有谏议、督修宫掖之责，同时往往奉命外出执行某种特殊使命。其地位相当尊崇。宣徽南院实即汉人宣徽院，北、南两院立徽使分掌北、南两面官系统的事务。两院与南京宣徽院一动一静，构成了辽朝完整的宣徽机构。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论敦煌曲子戏

敦煌曲子戏融合了乐府、诗、词和曲的艺术特点。其乐以隋唐燕乐为主,其辞则以杂言体为主,舞台表演则是代言体的演唱。曲子戏既是唐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外来音乐相互碰撞、激荡的产物,也兼收唐代各体音乐文学之长。敦煌曲子戏的艺术表演不仅昭示了戏剧早期的艺术形态,也呈现了乐古戏剧、戏曲的形成过程。曲子戏对后代戏剧、戏曲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多元、开放的艺术形态,使其在后世不断融合多种民间曲艺形式,从而发展为一种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戏剧艺术。     

唐代教坊及内教坊乐官考论

教坊的乐官包括梨园教坊使、教坊使、教坊副使、都判官、判官、都都知和都知等,教坊的高级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乐官则由精通音乐的乐工担任。尽管有的教坊乐官深受皇帝宠信,但教坊乐官的地位并不高,他们在任职方面颇受限制,其地位要比其他的官员低。唐代的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     

剖析后唐伶官现象

后唐时期,由于庄宗宠信伶人,遂使伶人干政弄权、败纪乱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种奇特的伶官现象。剖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隋唐以来音乐艺术的充分发展使宫廷伶人地位上升、庄宗本人笃好音乐、庄宗用人政策失误以及五代政治制度败坏诸因素。     

前后蜀宫廷音乐略论

前后蜀宫廷音乐在俗乐机构设置上沿袭唐代教坊。演奏内容上,俗乐化突出;演奏曲目方面,沿袭唐部分乐曲的同时,增加新创曲。从乐器及乐队编制看,乐器种类增多,尤其在龟兹乐队中,融入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然其具体形态如何?它在促使唐乐与北宋初期宫廷音乐转变过程中起何作用?促使前后蜀宫廷音乐继承唐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了解这些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有利于宏观把握此时期的音乐发展概貌,同时对其中音乐形态、特征进行论说也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     

宋代教坊正乐与宫廷演剧之俗谐化

宋代乐制的更革,带来宫廷伎乐及演剧活动的频盛,民间伎艺及杂戏杂剧不断输入宫廷。考察宋代制乐设官、正乐禁戏的过程,可以看出,宋代宫廷乐制的更革与官方用乐的种种规制,虽然对两宋戏剧撰演合一的发展态势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中有抑制和束缚,也有推助和促动,需要仔细分辨;而教坊的立废、钧容直的蠲省,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杂剧演出在宫廷与民间的互动,从而推动了宋代戏剧史民间化、俗谐化的发展趋势。     

论明代宫廷杂剧上下场的处理

明代宫廷杂剧的上下场处理充分体现了宫廷杂剧程式化的典型特征,既继承了元杂剧的创作传统,又有自身的精炼和整饬,虽然不免有些千篇一律,但其在杂剧史上程式化、规范化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可以说,元杂剧的创作规范在明宫廷杂剧这里更加提纯,形成更精炼整齐的创作样式。     

元杂剧中的回回作家、演员、戏曲及其民族性

元杂剧代表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杂剧的创作、演出空前繁荣，有许多兄弟民族的作家、演员投身其中，为杂剧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文集中讨论了参与元杂剧创作、演出的回回作家、演员及反映回回生活的作品，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为杂剧所付出的努力给予肯定，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回族形成前就具有汉文化渊源的民族本质规定性特征。     

从《群音类选》看元明剧本的“改编过渡”现象

通过对明代戏曲选本《群音类选》所收录的一部分孤佚剧曲的梳理与考释,援用＂改编过渡本＂这一概念对宋元南戏、元明杂剧到明清传奇之间的演变轨迹进行探索,可以揭示出元明戏曲发展史中的一些＂改编过渡本＂及其重要意义。     

元代杂剧在昆曲中的流存

元杂剧虽到了元末就已衰落,但杂剧的某些因素如剧目、曲调及演唱形式等,为明清时期的昆曲所继承。昆曲将元杂剧的剧目全本改编或选取单折,继续在舞台上流传;杂剧所用的曲调及其联套形式也为昆曲继承,但根据昆曲的剧本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异;昆曲在演唱杂剧所采用俚歌北曲时,也采用了依字定腔的形式。     

宋元明“疯僧戏秦”故事流变研究

宋元明时期 ,“疯僧戏秦”故事由早期笔记的片言只语发展为完备详细的独立故事。其间 ,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明传奇《东窗记》为两部具有关键意义的作品。“疯僧戏秦”集讥讽秦桧诙词妙语为一体的文学化进程 ,体现此情节流传的核心意义 ,即寓庄于谐的微言大义。     

元代散曲中的戏曲史料及其价值述略

在元代散曲中,存有一些有关元代戏曲的史料。通过梳理、分析,大致可把它们归纳为四类:一是有关元代戏曲演出的史料,二是有关一些戏曲家的史料,三是有关部分乐妓的史料,四是关于少数戏曲故事和戏曲剧目的史料。这些戏曲史料的存在,有一定的补遗价值、认识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论古代戏曲的形成与民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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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民族与“花儿”歌谣

“花儿”歌谣与回回民族及其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元代回回多聚居于西北地区的历史实事，是“花儿”产生的人口因素。元明两朝，大量的回回人迁移到太西北屯田、戍边的情况，可谓“花儿”诞生的人文背景。屯田的苦难生活正是“花儿”歌谣产生的原动力。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

在《西游记》研究中,《朴通事谚解》常被引用来证明《西游记》在元末已经基本定型。文章认为这个证据要大打折扣。刊印于1677年的《朴通事谚解》的祖本虽成书于元末,但它作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却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汉语以及汉语背后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它包含了元代同时又加进去了明清两代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它作为纯粹的元代文本加以引证。与《朴通事谚解》比较,今存的元代和明代前期描叙唐僧取经的杂剧和美术作品,故事都要稚拙得多,令人怀疑《朴通事谚解》对《西游记》平话的叙述可能经过了明清人的改动和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