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体与行动--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探析

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奠基于他对现代性的分析。就现代性、风险和福利国家的关系而言,现代社会中外部风险向人为风险的转变,导致福利制度陷入困境。福利国家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实施“积极福利”。这一构想包括三个方面：在制度上,建立一种“积极的福利社会”;在社会主体方面,培育“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在行动上,强调合理的日常生活行动。     

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思想——论“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兴起及其启示

针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福利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坚持“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是顺应形势对原先福利制度的调整，有科学和进步的意义，其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

近年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福利危机”。为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增收节支;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等。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

近年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福利危机”。为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增收节支；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等。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也进入了改革与转型期,即中国社会福利事业正在向社会化、现代化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迈进.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社会福利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职工福利逐步向其原本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回归,民政福利逐步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社区服务成为重要的具有社会福利性的服务行业.在我国,一个以国家、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会力量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新的增长点,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以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正在形成.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本质——兼论对中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表现为从传统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保守主义,转向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福利多元主义,其本质是从单一的＂市场取向＂或＂政府取向＂,迈向综合的＂社会取向＂。这一演变对我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是,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在福利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在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形成良性运行的福利机制。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之争及其发展趋向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从传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争论,演变为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福利多元主义三者的争论。这些争论实质上是围绕国家、市场及社会三种力量在福利体系中作用如何发挥、角色如何承担来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从单一的＂市场取向＂或＂政府取向＂,向综合的＂社会取向＂发展的趋向。     

宪法财政学：中国现代财税制度基础地位与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承担主体角色

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社会福利服务制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现代社会制度主要由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多元文化制度四大制度组成，现代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均服务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界定宪法财政学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区分宪法财政学与财政宪法学的异同。明确限制国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政治责任与宪法制度目标。国家政治民主与宪法制度现代化是依宪治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现代宪法观与国家政治责任主题是财税制度现代化，核心在于宪法财政化，宪法财政化的关键则是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中国正由“政治化宪法”向“法治化宪法”,“宪法财政学”向“宪法化财政制度”,“个人义务为主”向“公民权利保护为主”,“国家本位兜底救助”向“宪法权利社会本位福利”转型。     

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福利国家建设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西欧各国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福利体制从一般社会福利向"福利国家"的转变,各国福利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一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陷入全面危机。系统总结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福利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福利建设的理论基础与百年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社会福利建设作为重要政治命题,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在构建民生政治的过程中始终将社会福利建设作为本质要求。党领导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生存保障型"到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统揽型",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发展型"及新发展阶段"共建共治共享型"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与民生逻辑相呼应的实践经验。党领导社会福利建设的百年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党始终遵循与时俱进的福利理念、始终尊重循序渐进的内在发展规律、始终将"获得感"作为福利建设的目的和最终归宿。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福利权益理念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都要求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建设,因此要从明确民政福利到民生福利政策的基本目标,推进社会福利领域的改革进程,构建社会福利责任共担机制三大战略层面来思考党领导社会福利建设的未来趋向。     

社会经济价值评价与社会福利函数

在论述价值评价客观地存在于经济研究中的基础上，简短地评价了福利经济学的价值评价准则。通过探讨效率、国民收入与均等三者间的理论关系，提出了一个总量型的新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了必要的推论。这一新的社会福利函数能够被方便地用以评价社会福利。     

全球化与韩国社会福利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韩国经历了被称做福利国家胎动的巨大变化。然而,外汇危机以后,韩国的社会成员面对雇佣不稳定和收入不稳定的情况,失业的危险程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高。全球化的深化对社会福利发展有着复合性的影响。尽管社会福利在发展,但收入不平等与贫困变得更加严峻的原因是多样的。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施的发展主义战略有明显的局限性,即根据内外情况的变化,发展主义战略不能继续发挥有效的机能。为了从这样的局面中摆脱出来,应当创造出福利与增长的良性循环,并将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社会福利的发展战略具体化。     

从机构福利到社区福利——对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的考察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来看,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包括去机构化、正常化、社会融合化。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采取机构保护和事后治疗的形式,使得社会福利的效果和效率都表现出局限性。与此同时,福利服务对象的急剧增加、人们福利需求的多样化及个性化发展,都使新形式的社会福利的出现成为必然,从而引发了新的变化趋势。在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社会福利的中心将从以机构福利为主转到以社区福利为主。     

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奥菲对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分析

克劳斯·奥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在全球学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把危机分为“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两种类型，并从过程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危机倾向。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政府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危机管理，它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调节。但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政策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的匮乏，福利国家本身越来越表现出危机的倾向。“危机管理的危机”是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基本特征。奥菲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论体现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契合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     

转型期多元福利实践与整体性福利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福利与社会秩序关系议题突出。在经济市场化和福利社会化的处境下,国家、市场、社区和家庭均对个人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劳动市场和国家再分配对个人福利影响最为重要。转型期多元主义社会福利实践证明:现有社会福利理论模式难以解释“混合经济”体制下的福利特征,“整体性”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应运而生。最后,笔者讨论“整体性”福利概念框架的现实、政策与理论涵义。     

艾斯平—安德森的社会福利方法论

艾斯平—安德森通过建构一个新的福利国家体系,提出了社会福利方法论,即"非商品化"的社会权利的逻辑起点、理想类型研究和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系统和全景的研究视角、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分析以及关注中产阶级和福利改革的价值关怀等。本文对其社会福利方法论做了简要的评价与分析。     

煤矿工人尘肺病与英国福利国家政策

煤矿工人尘肺病几乎困扰了英国整个20世纪.给予患病工人一定的经济补偿一直是政府试图化解这一致命疾病带来的危机的办法.补偿虽然能使危机稍有缓和,但却不能减少患病工人的残疾甚至死亡,特别是二战后福利国家“充分就业”的政策使留在煤矿继续工作的患病工人大批死亡,而由国家支付的巨额补偿金终于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危机.撒切尔政府通过积极寻找清洁能源和进口煤炭大大压缩了本国煤炭工业的规模,才使这一由工业职业病导致的危机基本消除.英国的经验对于急于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启示,也是警示.     

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与启示

通过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回顾以及社会保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作用研究,笔者提出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生产要素功能以助推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后危机时代政府应该加强的责任.同时,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增进福利的“制度化的集体责任”,在制度设计中准确界定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随即陷入危机之中。在这场危机中,左中右三派理论家对福利国家的危机展开了分析和考察,这些分析和考察尽管没有解决“奥菲悖论”——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但没有福利国家它也无法存在,然而它们成为了福利国家重构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