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自治下沉:新时代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的探索——对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比较分析

针对行政村村民自治存在的现实困难,全国各地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改革较为典型,两市均通过自治重心下移释放了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活力,其创新思路及机制、实践特征及效能、改革局限及风险等值得进一步探讨。从当下的自治条件来看,新时代村民自治要实现“行政—自治”适度分离,加强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一级的村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建设,赋予村民充分的自治权;确保“政经分开”,理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开辟农村基层治理新局面;因地制宜设置参与有效的自治单元与供给有效的服务单元,最大限度释放治理效力。     

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与困境——黑龙江省方正县试点调查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基础,其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实质是对行政村自治功能的剥离和重心的下移,有助于强化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并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资本。然而,村民自治单元下沉也面临组织运行缺乏经费保障、自治活动缺乏人才支撑,以及村民理事会"再行政化"等困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需要掌握合适的"度",综合衡量村庄"软硬"环境,还要着力增强村庄治理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论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

以村民理事会为研究对象,以探索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为目的,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调查法以及比较研究法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展开系统研究。以传统的"大行政村"为基本自治单元和村民委员会为组织载体,总体已不适应当前村民自治新需要。以自然村、农村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自治单元,以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理事会为组织载体,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满足了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乡村治理复杂性的需求。     

行政助推自治:单元下沉改革中的政府介入与自治生长——基于河镇石寨村的调查与分析

村民自治是国家制度安排下的基层民主实践,其与基层政府之间的联系亦是必然。调整自治单元是近些年基层政府追求自治有效的主要改革举措,但是,仅仅调整单元似乎很难奏效。贵州省河镇在单元下沉改革遭遇村寨单元自治失去活力的困境下开启二次改革,政府全面介入小单元自治运行,引导和协助村寨单元优化自治组织,同时结合村寨单元的治理习惯和治理资源,以行政力量为小单元自治输入其所需要的物质要素、权威要素、程序要素、规则要素、内容要素,推进外注要素的内生性衔接与自治生长。基于自治运转需要的、适度的政府介入构成了自治生长的关键要素。因政府改革而起的自治单元调整与自治生长不可能完全脱嵌于政府行政,政府行政应持续介入自治,使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形成良性的助推式互动。行政助推型自治的核心在于政府要精准把握介入的时间节点与度,在服务自治的逻辑下适度介入,培育自治、助推自治,以外部行政注入的自治要素驱动和激活自治,实现自治“由外而内”的植根生长。     

村民自治的宪政之维

村民自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乡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村民自治是一种区别于主权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乡村基层社会性自治,具有社会自治的宪政特性。村民的自治不是由外界授予的而是村民在法治之下的固有权利。在我国应当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宪法地位,使其真正成为我国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宪法中明确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和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主体,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关于村民自治的宪法性法律——《村民自治法》或《基层自治法》。     

群众参与: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主体基础

群众是村民自治的主体,群众参与是村民自治不可或缺的环节。研究发现,群众参与程度越高,即参与动机越强烈和参与意愿越强烈,村民自治成效越显著。从历史实践来看,人民公社单元和建制村单元的规模太大,群众距离利益远,利益分享难,参与程度低,导致自治空转。为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群众参与的自治基本单元应该落在规模较小、利益距离近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在自治实践中,可以选择自治有效利益引导有序参与、寻找规模适度自治单元降低参与成本和坚持高认同规模进行互动共治,促使村民自治真正落地。     

政策落地：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现实因素

自治基本单元的有效性决定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以“政策落地”为现实因素探索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要考虑“政策距离”和“政策参与”两个变量。政策距离农民越近,政策参与性越高,越有利于政策进村入户,也越有利于形成自治的基本单元。将自治的基本单元放在真正的政策落地之“地”,便于自治的有效开展,也便于政策落地运行。     

试论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实现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是新时期推动村民自治深入发展的重要举措。从过程来看,尽管不同阶段有不同解读,但是由国家权力与农民民主良性互动到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一共经历了四个不同时期。在既有学术研究以及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今后应从完善责任制度,健全纠错机制,明确乡村之间的指导及协助内容,增加行政行为的民主性等方面促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互动和衔接。     

论农村环境自治权

农村环境自治权是一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权力,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农村环境自治权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村民个人和村委会、村民会议、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环保NGO等所有参与农村环境自治的组织。农村环境自治权的内容中的权利部分主要包括村民的环境民主决策权、环境民主管理权、环境民主监督权;权力部分则主要包括由农村环境自治组织行使的农村环境自治立法权、农村环境自治组织权、农村环境自治财政权、农村环境自治行政权等。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权力关系

以"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村民自治权力关系时,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阐释:集合意义上的村民作为宪政体制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下的当然权力主体,因自身的知识水平、民主意识、信息能力、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将乡村自治的权力委托给村民委员会行使。集合意义上的村民是委托人,组织形态上的村民委员会是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同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村民委员会受托对村庄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与管理。     

从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看我国村民自治的问题

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推动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具有根基性的作用.同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比较发现,我国的乡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村民自治受到基层政权的行政控制,法律不健全及农民的自治权缺乏法律的保障.这些问题将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思路是:彻底厘清基层政府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逐渐用司法手段取代行政手段实现对农村的控制,建立完备的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基层政府和农村的教育工作.增强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村民自治程序失范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创新探索,其直接民主的形式更是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村民程序认知、传统程序法律文化、程序违法责任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程序失范现象。在持续推进政治民主的进程中,解决好村民自治问题,实现村民自治法律程序化、规范化,必须从增强村民程序理念与程序意识、加强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程序的指导、完善程序违法责任追究机制入手,从源头、过程和结果全面防范和杜绝程序失范,以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的和谐与稳定。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问题与对策——基于海南部分市县的调查

海南自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镇）村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为进一步了解海南乡村关系的现状,笔者对海南部分市县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现阶段必须在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调整和规范乡村政治关系,并提出了改革乡镇治理结构,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和加强农村自治组织建设,规范农村两委的工作等三方面的建议。     

论村民自治的有效与有序实现

实行村民自治是公共权力演变内在逻辑的体现和要求,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农村改革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选择,这使得村民自治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现实性。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党的领导权、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各自与自治权之间的关系以及村庄内部自治权的实际运行等方面的问题,村民自治难以有效有序地实现。因此,处理好党的领导权、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和规范村庄内部自治权的具体运行是促进村民自治有效有序实现的主要路径。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生成资源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确立地位并发展壮大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是每个关心中国发展和进步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回顾中国几千年的乡村治理演变历史,村民自治制度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民主理念深入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探索强国富民的必然成就。当然,中国的民主化探索进程并不顺利,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既是国家权力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产物,也是国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和村民基于政治性经济理性相互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