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术主体评论研究

汉代学术主体评论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学术体系、派别和个人之间进行,涉及学术研究者的立场、方法和成就诸层面,已经铸成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概念,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儒宗、通儒、俗儒和耆儒。一般儒生较为推崇儒宗、通儒,通儒比较轻视俗儒、浅儒,朝廷除任用一批名儒或大儒外,也很敬重宿儒、耆儒。这一学术主体评论的基本倾向,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影响着汉代学术的发展。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儒学与天主教会通过程中的儒家经典译介

明清以降,天主教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为顺利生存和传教而会通儒学,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在“西风东渐”传播天主教义和西方科学的同时,开辟了“东学西传”尤其是译介儒家经典的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可以界定为三个阶段:“学习期”的主要目的是把儒经作为语言材料来学习中文;“化用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来抨击欧洲黑暗社会;“研究期”主要属于宗教哲学的学术探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译介历程曲折而成果丰硕,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波澜,促进了西方尊重理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     

韩愈之道:社会政治与人生的统一

本文通过历史的分析和逻辑的分析,对韩愈的新儒学作了深刻的诠释和论证。韩愈把中唐社会危机和思想文化问题归因于佛老对儒家中国的侵蚀,因此发挥经典儒学中的人生学说,并维护儒学社会政治,从而将社会政治和人生整合为一体化的儒学,使汉唐以来社会政治与人生分裂的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儒佛(玄)二重结均初步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由此,本文认为,韩愈是汉唐思想的归结,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启了宋明理学。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张家成李班传统儒家学说以“明德”为本。儒家所谓的“为学”就是要学作“大人”、“圣人”，儒学的主要经典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学作“圣人”立论的。因而，“为学”的本质内容即是道德修养论。宋明时期，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复兴。随着儒...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新朝儒学的转型：王莽的“崇儒用道”及其政治实践

西汉后期至新莽一世，儒学学术随社会发展与现实政治所需而变。王莽执政之后，其儒学政治赢得了多数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代汉立新以后，他依照儒经推进改制：一则建构儒经所述之理想世界；二则解决西汉后期以来现实政治之迫切所需。至新朝后期，困境频现，王莽及新朝儒生的高层遂援道家、神仙方术以救急，新朝儒学转型即体现为“崇儒用道”的变化，此时之“道”则呈现出与方术杂糅的状态，是原始道教的先声。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述及汉家文化传统对王莽思想体系的影响；其二，考证新朝习老学、神仙方术者，探索此一传统对儒生群体的影响；其三，研究王莽的“崇儒用道”的政治实践以及此际出现的儒学转型。     

论柳宗元对儒学发展新方向的探索

对于柳宗元在儒家革新运动中的作用 ,研究者往往重韩轻柳。其实柳宗元对于儒学变革的探索 ,如提倡把握“孔氏大趣”以取代传统的解经方法 ,拨开两汉以来笼罩在儒学上的神学迷雾 ,重申原始儒家的人本精神 ,提倡重视“生人之意”的“大中之道” ,提倡援佛济儒、取其韫玉的新儒释观 ,在儒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荀子的伦理思想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大致可分为儒经、儒行、儒治和儒学4部分。儒学既是前三者的综合,又是对儒经、儒行、儒治在理论上的总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它是以其道德伦理的形式再现的,政治、哲学伦理化是儒学的一大特点。本文试以儒学伦理思想为原点,以探究荀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在重新估定孔子、荀子人性论的基础上,认为在继孔子后儒学鼎立门人荀子、孟子二人中,荀子当为孔子儒学伦理思想的笃实继承人;同时对荀子群、争、分而礼的道德本质、道德起源论予以新说;最后比较孔子原初的一些伦理思想,指出荀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论董仲舒的人生理论

董仲舒被后人誉为汉代儒者之首。从中国人生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董仲舒适应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向大一统方向发展的历史潮流,用当时流行于世的阴阳五行之学阐发儒学,从《春秋》中发掘自己学说体系建立的源泉活水,利用与汉武帝“对策”的方式促使儒学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逐渐上升为“独尊”,并使儒家学者设计的人生模式脱颖而出,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论耶律楚材家族的儒学教育及对儒学的贡献

接受儒学教育对我国古代游牧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契丹耶律氏家族世代习儒,是少数民族中较为独特的现象.辽初,儒家经籍及思想已为契丹统治者所熟知和接受,其后,皇家将儒家经典颁赐学校,儒学教育渐渐普及.金元时期,耶律楚材家族成员或翻译、传播儒家经籍,或提高儒学地位、保护儒生、撰写儒学著作,或继承儒道、教授儒学,或在高丽倡导儒学,进行跨国传播,都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吴芳吉教育思想的儒学渊源

在以质疑和否定儒学为基调的20世纪初期,吴芳吉的教育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学色彩.为使儒家“诗教”与“礼教”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吴芳吉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在追溯吴芳吉儒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吴芳吉的性善哲学与文学教育观的密切关联,并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析解吴芳吉伦理教育观的具体表现,展示吴芳吉儒学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论梁漱溟的“儒”“佛”会通观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信奉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他都走得坚定而有力。他认为儒家和佛教在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人世问所面对的困惑和苦难，在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援佛人儒”是可能的，是行得通的。梁漱溟是徘徊在“佛”“儒”之间的智者，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色彩，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主体仍是儒家的。本文试图对粱漱溟的文化思想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主要包括其人其思想，而侧重点则在于他对“儒”“佛”的选择。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孟苟殊途同归：性善说与性恶说的比较分析

人性问题是先秦儒家关注的焦点,也是儒家政治学说的基点。孟子以“心之仁德”言性,而荀子以“人之嗜欲”言性,一个侧重社会属性,一个侧重自然属性,二者的语言表述的确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强调在后天的实践中通过“养”或“化”的方式扬善去恶,追求完善的道德以争做圣人。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性的态度和作为,最终都转向并延伸到了政治领域。可见从儒家内在的道德修为到现实的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在二者的学说中是一贯的,也正是孟荀二人学说的异同之所在,彰显了儒学之为儒学的理论特色。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