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

王先谦是晚清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受道光以后晚来湖湘汉学之风和督学江南时江浙考据学派的影响 ,王先谦的治学呈现明显的汉学倾向 ;在湖湘理学传统和晚清经世思潮的影响下 ,王先谦的汉学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汉学 ,已走出纯粹的考据而呈现出既趋重经史考据 ,又能调和汉宋、兼采古今、求实致用的多途取向。王先谦一生治学讲学 ,始终没有离开过书院。正是借由如南菁、思贤、城南、岳麓等书院 ,王先谦为传播汉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

科举与北京书院共存千余年,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北京书院因科举兴盛而起,因科举废除而终。在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中,科举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体现为科举对书院教育的规范性影响。科举引领着北京书院的兴衰、发展方向、教学内容、考试内容,甚至考试程序;而北京书院则成为全国科举考试生源的来源地,许多书院生徒在此受到科举考试训练,并且由此荣登龙门,或成为官吏,或成为学者,为科举考试制度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在官学衰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与晚近“中国”认同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及其文化传播是促进晚近时期“中国”认同的重要力量和方式。就媒介意义来看，汉学书院依托家族和师生关系网络，将其文化渗透到西南各地，催生出基于大一统认知的地域性学术形态；就心理层面来看，汉学书院历史叙事和祭祀之中文翁、尹珍作为符号人物的出现，引领了西南知识精英的文化寻根思潮，标志着西南地方认同意识的觉醒；就实践表现来看，汉学书院的师生高举“中体西用”“通经致用”的理论，积极投身到维持中国政治独立和文化保存的历史进程中。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和科举

明清两朝,运河贯通给鲁西带来生机,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恢复,运河两岸书院遍布,科举兴盛,文风馥郁,硕卿联蹁.山东运河区域涌现出的众多才俊,以其不凡的宦绩和著述,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区域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近代均遭受了彻底被否定的共同命运,但两者都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举学与书院学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也都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科举学可以为书院学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支撑,而书院学能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其内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科举学”的世纪回顾

２０ 世纪科举研究的演进大致可分为奠立基础、中心外移、兴盛繁荣三个阶段。总的看来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从幼稚走向成熟。“科举学”的热点和公案主要有科举起源之争、科举革废的影响、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八股文的评价、科举制的功过得失等问题。世纪之交“科举学”的发展有三个趋势：一是研究继续变热,更为学术界所关注;二是进一步走向理论化与综合化,真正形成一门专学;三是评价更为全面,且研究注重为现实考试服务     

美国的科举学

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西方,美国对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最多,不仅大量的论著涉及科举,而且有多种专门的科举研究论著问世。美国的科举研究内容丰富,最为集中的论题是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以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美国科举学以实证研究和多学科研究为主要方法,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通过对美国科举学概况的述介和评析,可以看出西方科举学与中国传统科举研究的不同旨趣,并为中国的科举学提供借鉴。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转型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转型产生很大影响。首先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 ,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 ;其次是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却导致了教育的贵族化与人文精神的失落 ;最后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 ,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早期现代还是晚期帝国的考据学?——18世纪中国经学的危机

18世纪的经学研究者们所使用的话语进一步强化了一种转变,即从宋明时期的理性主义转变为一种更具怀疑精神和世俗化的经验主义经学。通过对知识的来源作细致研究,清代经学家主张人们应该更精密地考索经书文本,来重估如何正确、合理地构筑经书中的古代理想。这意味着当时知识精英的论辩重心,已由抽象概念和理性主义论题开始让位于具体事实、信而有征的制度、古代的自然研究以及历史事件。大体而言,在清代经学家看来,宋明道学对于实证研究构成了阻碍,因为道学并不鼓励进一步的实证性研究。他们所提倡的对于知识的实证性研究在分析经学传统时将证据和事实置于核心的地位。学者和批评家也将历史学分析应用于清代官方所尊奉的经典之中。其结果导致官方尊奉的经学注释失去其光辉,文献批判和考证转而被当作捍卫古代经典的手段。作为帝制晚期中国的一场儒学运动,清代经学家们依旧试图重建儒家经典中所描绘的愿景。然而,其考据学的早期现代特征所具有的力量,最终还是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演变为去经典化和去权威化的趋向,尽管这已经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所设定的知识范围相去甚远。     

国内科举制研究的脉络及其进展

国内科举制研究在1921—2007年近86年里,经过长期跋涉逐渐走向繁荣,科举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未来的科举制研究应避免落入传统的"学科壁垒"的窠臼,并加强科举制的文化研究。     

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广义的科举文献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科举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具国际性、命运多舛.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     

科举法与科举制度

从科举法的主要形式与内容出发,认为科举法设计了一套考官之间、考生与考官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具有重视程序建设、相关规定严密而具体,具有可操作性、重视礼在科举制度中的价值,道统与法统相统一、公平性等特点。科举法与科举制度关系十分复杂,它是科举制度的护航者,但在一定情形下也与科举制度的目标相冲突。     

论汤显祖科举生涯与其文学创作之关系

文章仅以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为例,分中举之前、中举入仕至辞官归家和弃官家居三个时期,看汤显祖的诗文以及戏剧创作,得出结论:汤显祖一生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科举经历有关,他一生的科举经历在诗文及戏剧创作中都有所表现,从而也可以说屡次科举成就了汤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