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模式对我国翻译硕士培养的启示

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政府创立的新式外国语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培养翻译人才的摇篮。它先进的教学模式和理念对于当今外语教学,尤其对于翻译硕士的培养具有极大地借鉴意义。本文旨在阐述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学模式和翻译硕士培养方式的相似性并进行比较,并且对照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学经验探索其对于我国翻译硕士培养的启示。首先,本文简要阐述了京师同文馆的历史,并从其专业方向定位;师资力量;母语功底以及实践等方面分析其外语教学模式。然后,再依据其外语教学特点指出当今我国翻译硕士培养中所存在的问题。最后,通过借鉴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模式,解决当今我国翻译硕士培养中所存在的问题。     

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特色简析

京师同文馆创办于1862年,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也是我国自行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学不但有系统的外语以及西学课程,而且还将课堂外语教学和翻译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本文试图对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西学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特色进行简要的分析.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外交近代化

京师同文馆既是晚清外交走向近代化的产儿,也是晚清外交近代化的推动者.同文馆在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的传播,参与对西方的外交考察、驻外使领馆制度的完善以及对外交人员的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洋务运动的其他事业的命运一样,同文馆并没有改变晚清外交被宰割的命运.     

论京师同文馆的高等教育性质

京师同文馆设立于19世纪60年代,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等级性质对于我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以及教育比较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学界至今对此却无定论.大量史料和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表明,京师同文馆比天津中西学堂早30年成为高等学校,而且是中国独立按照欧美大学模式建立的近代高校.从设学目的与培养目标看,同文馆主要培养能与外国人交涉国家事务的高级文官;从学校管理与组织建设的角度看,同文馆是一所总理衙门的直属高等学校,具备了当时最大规模的机构和设施;从课程设置和考试内容看,同文馆的教学内容与19世纪世界科技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从教师学养和学生素质上看,同文馆师生的素养较高,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体制形成的认知逻辑基础——重评京师同文馆的创立及1866-1867年关于添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既有研究往往注重西方文化和教育体制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冲击之外部影响,而对中国教育自身的演变过程关注不够.心理学的认知学习理论为研究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自身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以京师同文馆的创立及1866-1867年关于添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为例,重新分析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体制形成的内部关系,可以发现西方科学教育模式的可学习性、中国有学习西方教育模式的强烈功利性动机以及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自身分裂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教育模式的三个必要条件,而这也正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体制形成的认知逻辑基础.     

略论上海广方言馆

在京师同文馆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863年),当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准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定名为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为什么在北京刚建立一个同文馆,又要在上海添设一馆呢?(还有广州的同文馆.)且看李鸿章在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初十日的奏折中所提出的理由.     

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

在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教育起步较晚。京师同文馆在当时尽管是被动开放,但它率先将近代科技知识纳入教学内容,开创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先河,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教育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历史启蒙意义不容否定。     

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评析——中国英(外)语教学首次改革研究

京师同文馆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开设科学课程,用英(外)语教学科学,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人才.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提升了英(外)语教学层次,增强了洋务学西学运动的实用性和学校教学内容的科学性,迈出了我国英(外)语教学改革的第一步.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管理

作为晚清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设立了专职的学生管理人员,制定了学生管理规章,把学生学刁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学校管理范围,形成了较有特色的学生管理模式,对后世的学生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

旨在落实培养“学生—译员计划”的京师同文馆,一般也被视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部分,有人甚至将其作为洋务派更为宏大的教育改革、政治改革计划的开端。但是,同文馆努力试图在外国语言学校与西方化的近代学院之间、在西学与中学之间保持的平衡,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出来,也不是所谓的在语言学校的掩护之下来试图对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官制度进行的“改革”,而是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性。探讨同文馆在自我定位和实际处境之间的不断谨慎调整之原因并对其过程进行解读,对于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的重新认识,乃至对于十九世纪后二十年所发生的中学、西学之争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清末数学教育之变迁

中国数学教育历史悠久。到了清末,由于落后挨打,官方对数学作用的认识有所加强。自新教育的肇始——京师同文馆,到现代学校的先河——京师大学堂;自历史的继承与发展的书院教育到西方教育在东方的教会学校,数学教育制度及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后导致近代学制之先导的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由此数学教育渐为普及。     

近代外语学校的教学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在与列强交涉过程中,语言成为了最大的障碍.于是要求开办语言学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各类外国语学校应运而生.以南北最具代表性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为例.从两馆的基本概况、教学特点、南北学校的差异以及影响价值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旨在探明作为近代外语教育开端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外语教学和翻译活动.从中总结出其对我国近代外语外交人才培养和对近代科教发展的巨大贡献.     

汪凤藻与《富国策》的翻译

1880年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的<富国策>,是近代中国首部经济学译著.其翻译者是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后经总教习丁韪良鉴定而成.该书并非完全按照原书翻译,而是有所取舍,采取补充说明、增加评论、调整、不译等多种翻译方法.<富国策>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中后期我国史学教育论略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时局的变化，传统史学教育受到批判。西学的传播成为变革史学教育的助推力量，以京师同文馆为首的一批新式学堂陆续创办并开设史学教育课程，但涉及范围有限。甲午战争后，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史学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晚清时期的史学教育，还很难将此认定为专门的历史教育，传统的经、史不分还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及至分科分置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教育才开始真正推行。     

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

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美国基督教传教士,1850年受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派遣来华,1916年在北京病死,在中国活动达六十余年。他早年在宁波、上海和北京等地传教,创办教会学校,并为西方列强用基督教占领中国思想阵地出谋献策;后应清政府的要求,担任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和湖北仕学院等校的总教习,负责教务工作,并编译过多种书刊,介绍西方国际法、教育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等一系列帝国主义侵华事件中,他为西方列强的利益进行外交活动。他曾公然主张美国应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鼓吹各国在华划定     

论同文馆之争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十一月初五日,以洋务派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总理衙门,奏议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取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延聘洋人教习。不料此议一出,朝廷内外“众论纷争”,“日甚一日”;及“久著理学盛名”的大学士倭仁跳出来反对,更闹得满城风雨,几乎使奕訢等人“心灰而气沮”。论争持续达半年之久。这就是近代史上洋务派与极端守旧派之间的同文馆之争。这是洋务派自兴办洋务以来遇到的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第一次较为严重的挑战;双方以同文馆办学为题,就内政、外交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远远超出了教育范围。因此,剖析一下这次论争,对认识清朝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没落、洋务派的立场与观点、清末教育的变化及与政治的关系,不是没有意义的。     

试论中国近现代英语教育五个历史阶段的特征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成立至今,中国英语教育已经走过150年的历史.每个历史阶段的持续时间大都在三十年左右.论文旨在总结各个时期英语教育教学的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发掘英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对目前和未来的英语教育规划和学校内部的英语教学管理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洋务运动时期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历史的引介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来华传教士文化活动的范围也日渐扩大。他们一方面进入洋务派创办的各种官方机构,如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从事西方史书编译;另一方面通过教会出版机构,把大量西方史学著作译介为中文。传教士引介西方历史的活动旨在传播基督教,但客观上促进了国人对西方历史的了解。     

从“洋教习”到“外国专家”——北京大学聘请外籍教师百年回顾

聘用外籍教师是北京大学百年教育中外的独特传统，为北京大学的教育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晚清时代“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聘请“洋教习”，到今天积极推动实施的综合性“引智工程”，尽管北大在各个历史时期聘用外籍教师的内容，形式及背景，具体功效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北大教育得风气之先的特色，构筑了北大教育对外开放的体系，这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传统”及其价值经验对于北京大学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全新的意义和价值。     

对新版《辞海》"班级授课制"词目的质疑

1999年版《辞海》"班级教学制"词目认为:班级教学制最早出现在16世纪欧洲的一些学校中;中国采用班级教学制,始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的京师同文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大量相关资料可以充分地证明:早在14世纪末,中国明代初期的国子监就已经有了班级教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