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悲剧精神之比较

本文对中西悲剧精神加以比较 ,认为西方悲剧精神在于用行动来抗争 ,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 ;中国的悲剧大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 ,其显著的特色为含蓄蕴藉 ,顺从忍耐。中西悲剧精神的重大差异显示出不同的深层文化根源。     

中西悲剧精神差异的文化缘源

通过对中西方悲剧在主人公选择、剧情冲突和结局设计等方面的差异对比,发现中西方悲剧精神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因源于＂苦戏＂而主要体现为国人对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道德批判和对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追求,个体自主意识较弱;而西方各民族的悲剧精神起源于＂酒神＂赞歌,个体自主意识较强,其所追求的和谐往往以牺牲个体为代价,体现了西方人对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永恒矛盾的反思。     

《汉宫秋》悲剧意蕴新探

《汉宫秋》一直被称为中国式悲剧的典范。本文运用中西理论论述了悲剧及悲剧意识、昭君的悲剧美以及本剧题目的文化底蕴。从剧本本身、历史加工、作者身世、时代、政治、社会、文化、哲理等多层次多角度深入挖掘了《汉宫秋》的悲剧意蕴。     

中西古典悲剧主人公性别差异成因透视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使原始女性崇拜意识保留下来,并以潜意识形态影响着中国人;西方上古历史的断代性使男性崇拜意识深入人心,并且与社会意识相一致,从而对西方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生成的源头。在男权社会里,中国的社会道德意识使中国女性遭受的不幸和毁灭多于男性,而掠夺性文化主导的西方社会使男性遭受更多的磨难,这构成了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的社会基础。中国剧作家地位低下,极易理解同情女子的悲苦,而西方的悲剧作家通常并非社会的“弃儿”,而是社会主导意识的代言人,这是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形成的关键。     

中西悲剧在悲剧冲突选择上的差异

中西悲剧最根本的不同就是选择悲剧人物和悲剧冲突的不同。中国悲剧的悲剧冲突主要表现在外在的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过程中,西方悲剧的悲剧冲突则主要表现在内在的人性善战胜人性恶的过程中。中西悲剧的悲剧冲突的解决却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它们都追求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因为中西悲剧的悲剧人物不同,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是完美的,所以中国悲剧是通过否定和拒绝邪恶势力来完成这个统一的,而西方悲剧的悲剧人物是有缺陷的,所以西方悲剧是通过否定人自身的缺陷和罪过来完成这个统一的。     

文化与文学：中西叙事思想比较研究管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叙事思想是中西文化在叙事领域的反映,要了解中西叙事思想,需先了解中西文化。中西文化的起源不同,个体观与集体观也不一致。从特点看,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综合型、感悟型的,西方文化则是科学型、分析型、理智型的。把握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利于增进对中西叙事思想的理解。中国小说喜欢善恶叙事、较少形而上的思考,西方小说重视挖掘社会、人性方面的问题,形而上的色彩较浓;西方悲剧侧重严肃、崇高,中国悲剧讲究伦理、悲伤;西方悲剧重视体裁的纯正,中国悲剧的文体意识较弱;等等。这些中西叙事观念的差异,都需要从文化入手,才能有比较透彻的把握。     

论阮籍《咏怀》诗的悲剧意识

阮籍的《咏怀》诗含蓄而隐晦,但其间所流露出来的悲剧意识是显而易见的。阮籍身处魏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时代的因素及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他的人生悲剧意识带上了政治悲剧意识与生命悲剧意识的双重色彩,并且明显具有从屈原的政治悲剧意识转向苏武的生命悲剧意识的过渡性特征。     

悲剧性的存在--由《我爱比尔》看王安忆的悲剧意识

王安忆是一位具有鲜明悲剧意识的作家,<我爱比尔>体现了作者浓厚的悲剧意识.作品通过对比尔、马丁、阳春面等一系列情感及文化层面上的对比,展示了阿三无可选择、不可逃避的悲剧命运,从中隐隐透出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忧患,以及对任务关怀的现实悲剧意识、情感悲剧意识和命运悲剧意识.     

死亡意识在中西悲剧文学中的不同表现

由于文化和哲学传统的不同,中西的死亡意识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人重生怕死,但又注重死亡的价值;西方人直面死亡,以死求生.因此中外悲剧文学也显现出不同的风貌,中国古典悲剧往往是以生观死的叙述风格和追求大团圆式的结局;西方悲剧则是在以死求生,蔑视死亡中以显精神的高贵与人格的伟大.     

社会悲剧中的性格悲剧--试论《骆驼祥子》中祥子性格的生命本质

封建人格意识的道德观和物质主义感性个体生命的追求是祥子市民个性主义的人性本质,自私、冷酷和怯弱、无力是其性格消极阴暗的一面,这也是社会悲剧中祥子性格悲剧形成的原因.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