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祠会祭中的西北史地学人

鸦片战争落幕之际,北京的一批士大夫以建祠和定期会祭的方式,发起对顾炎武的纪念活动,当时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几位重要学者尽在其中。依靠顾祠连接起来的人际网络,越来越多的学人投入到关于西北的研究之中,而西北边疆的知识也赖以流传,参与形塑着晚清汉族士人的帝国想象。顾炎武之于西北史地之学的意义,除学术榜样之外,更代表着对王朝的忠诚与士大夫的政治觉醒,这种象征意义折射出边疆研究与道咸政局的关联。     

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

传世文献中,关于祭、祀、祷、祠、祭祀、祷祠等用语和礼法,都有明确规定。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而祷祠则是"非常之祭",即散祭,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祭祀的规格高于祷祠。祷是为了解除灾难,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楚简所见的宗教活动中,有固定的"祭祀"行为,而不仅仅只有"祷祠"。楚简中的"内斋"和"野斋",与儒家祭礼中的"致斋"和"散斋"可以对应。所以,将楚地出土的这类简牍命名为"卜筮祭祷简"比较合适。通过楚简、秦简和汉简中关于祭祀、祷祠的用词频率统计,可以分析出,秦人的"祠"就是礼制中的祭祀。此前学者将秦人的"祠"与"祭"对立起来,并由之引申出秦人重实用、重政治,楚人重巫鬼、重祭祀的结论,并无根据。     

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

在明代,伴随着佛道两教与其他宗教的日益兴盛,私建的寺观祠廊逐渐增多,对国家财政、社会控制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进行毁"淫祠"活动以遏制私建、私祭之风,解决"淫祠"的存在与兴盛引起的各种问题.毁"淫祠"活动在弘治到万历前期达到高潮,是明代统治者改革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一过程中,地方官员扮演了毁"淫祠"活动的积极建议与实施者的角色.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空间考察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清代官方对祭祀背后所承载的神灵认同十分重视。在政治的场域中,祭祀空间主要开展以祭天地、祭历代帝王为主的祭祀活动;在城市生活的场域中,民间庙宇和祭祠是民众的主要祭祀场所。     

说“伐”

伐的本义为以戈击人。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伐形多象用戈刃击人颈,以示击杀。卜辞所见杀人以祭之“伐”,用的就是本义,如“其伐十人卯三牢”(前·1·18·4),谓伐杀十人与卯杀五牢以祭也,(伐与卯均为殷祭祀时的用牲之法,伐,以戈击人颈,卯,杀也,)又,“伐廿鬯卅牢卅”,谓伐杀廿人与卅鬯卅牢同祭也(鬯为祭酒,牢为祭牲)。伐字在使用过程中,由本义大致分三路引申:一是由以戈击人之击,引申为用于战争方面之攻击,如习见于卜辞之“伐某方”及《左传》中“齐师伐我”之类的“伐”,义为“征     

试论顾炎武的豪杰人格

明清之际,豪杰是一种普遍的人格类型。顾炎武以豪杰自期期人,是豪杰谱系上重要的一环。顾炎武的豪杰人格以"明道救世"为旨归,其人格结构以原始儒学为底色,以市民意识为新质。无论是在为人还是在为学上,顾炎武都表现出独立不倚的姿态,多是针对陆王一系的矫枉过正之举。顾炎武有着殷殷的救世情怀,他以口中之舌、手中之笔向当政布露民瘼。为从根本上扭转王学之颓风,顾炎武不仅显示出了摧陷廓清的本领,而且表现出导夫先路的魄力。在交接上,顾炎武坚持守经与用权的统一,为遗民事业开拓了新境界。     

秦代以畤祭为特色的郊祀制度考

文章从“体”与“制”这个角度研究秦以畴祭为特色的郊祀制度。认为以畴祭为特色的秦代的郊祀制度是多种观念糅合下的产物。秦创设的畴杞之制、权火之制和“三年一郊”之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它在郊祀制度的整个流变中还处于创设阶段。     

从《祭十二郎文》看韩愈的哀祭文

被古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自唐代以来传诵不衰的抒情散文《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祭奠他的亡侄韩老成而写的。以琐细的家庭往事和平凡的生老病死为内容的祭文,《祭十二郎文》决不是仅有的。那末,它为什么被人称为祭文中的“绝调”呢?“绝调”之说,我们当然不应同声附和。不过古人对它评价如此之高,却很值得我们深思,有必要对这一类文章,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八○三年)秋冬写的。这篇祭文,追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战争”隐喻认知研究——基于美与爱主题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使用大量隐喻,"战争"隐喻尤为突出,主要体现为"美即战争"与"爱即战争"。诗人以"战争"为始源域,结合"战争"这一人类活动的特点,通过"战争"概念来描写、构造"美"和"时间"以及两者中人与时间、人与人冲突与对立的关系,着重表现两者之间的相互较量与抗争、过程惨烈,表现了要留住美的不易、得到爱的艰辛这一思想观点。在这一隐喻系统中,无论是始源域还是目标域,其内容都是以"人"或"人"的活动为中心,人文主义色彩浓厚,隐喻的使用使诗歌在内容表达上更具连贯性,主题更加鲜明。     

再论顾炎武的离析唐韵

对于顾炎武的离析唐韵,一般学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唐韵正》中,而且其研究者多对顾炎武离析唐韵的得失进行评判。本文认为顾炎武首先是以《诗经》用韵为基础来离析唐韵,再在《唐韵正》中扩大离析范围,并综合利用多种材料和手段,来离析唐韵。认真总结顾炎武离析唐韵的古音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认识顾炎武的古音学成就以及研究古音学有重要意义。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顾炎武对平阳府的考察及诗歌创作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与山西平阳府有密切联系,康熙元年（1662）冬,顾炎武至平阳府,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病逝 于平阳府曲沃县,期间二出二进平阳府,对平阳府各县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进行了详实记载、考证和纠谬,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明 代平阳府的重要资料,体现了顾炎武致力于纠正晚明空疏虚浮学风,立志开经世致用实学之路的精神,也体现了顾炎武考史鉴 今的学术理念。而从顾炎武在平阳府的诗歌创作中可以体会到先生的亡国之痛和一心复国、不仕贰朝的爱国情怀。     

顾炎武诗歌的创作理论与实践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写下的４００余首诗歌，无论是对当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对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与论述。     

论顾炎武的风俗观

风俗是凝结于生活中的道德,在道德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顾炎武对风俗相当重视,他认为风俗乃“天下之大事”,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但风俗有良俗与恶俗之分,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整治风俗,促使社会风俗向好的方面转化;而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层应当发挥主要的作用。     

“归奇顾怪”——归庄与顾炎武交游考

归庄和顾炎武同为昆山人,交往长达四十年,有“归奇顾怪”之称,又均是复社及“惊隐诗社”的成员。考察二人之间的交游,将有利于研究清初遗民文学的创作。     

顾炎武与"文选学"--以《日知录》为例

"文选学"从明代发展到清代,实现了由点评到实证的重大转变,生活在明清之交的顾炎武,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开路人.他的治<选>成就集中体现在其名著<日知录>中.其贡献主要是以<文选>入选作品及李注为原始文献,阐释古代典章礼仪,窥测传统文化习俗,阐发文学思想,探讨文体特点及文体流变等.他对所有问题的探讨,都能穷源溯本,援古证今,反复参考,戒发空论,奠定了清代实证学风的良好基础.     

顾炎武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顾炎武《与人书》（十年阔别）之受者,学界迄无定论。据笔者考察,当为清初著名遗民学者朱鹤龄。顾炎武和朱鹤龄同为苏州人士,交往甚密。清初两人一起参加“惊隐”诗社,炎武对朱氏的学术道路起了决定性影响;炎武北游后,两人至少三次书信往复,砥砺气节,切磋学术。两人的交往,对清初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