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司马迁神话观之比较

孔子和司马迁虽深受时代风云感召,以理性的自觉审视神话的荒怪,但二人的神话思想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孔子对神话的态度终究如他身处的时代一样徬徨和迷茫.司马迁远较孔子深邃,对荒诞不经之说斥之虚妄,但对包孕深刻历史底蕴的神话却能洞察其中闪射的历史的影子.     

论李贽的悲剧

2 0 0 2年是明末杰出的思想家李贽逝世 4 0 0周年 ,他一生中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学术批判 ,而有权有势的论敌对他却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政治迫害 ,这就形成了李贽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李贽至死也不明白真正推崇儒学的是那些将它作为统治工具的当时和历代的最高统治者 ,而绝不仅仅是理学家 ,这也是他的悲剧所在     

论李贽的交友观

李贽作为晚明社会的"异端之尤",虽屡遭迫害,但其在生前身后并不乏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及追随者。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李贽以他一系列的交友原则,如以师为友、以友为师、"毋友不如己者"、以道求友、以义交友、以诤交友及以诚待友等交友观念赢得了士子之心。尽管李贽交友的高标准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并使自己略显寂寞,但其交友观中所折射的人格魅力,至今仍见其光芒。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     

试比较屈原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屈原与司马迁义利观的异同，即对公利、私利的态度和对义利的看法。屈原重公利，认为经国济世才是天下最大的公利，反对为一己的私利而驰驾追逐，在义利问题上，继承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司马迁则重财利，主张人人奔富厚，但反对弄法犯奸致富；在义利关系上，司马迁又重义、尚义，反对争权夺利，宣扬义利并重的观点。     

李贽论文学的地位

李贽肯定文学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的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学的独立,重释"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这一极为推崇文艺之价值的命题;一是推崇俗文学,倡导传奇、戏剧、小说等新型市民文学,提出"时异势殊,则言者变矣"的文艺随时代发展的光辉思想.     

李贽的经典观探析

李贽的经典观是李贽思想研究目前尚未谈及的领域,李贽一面挑战明代程朱官学经典的绝对权威,另一面又以儒经倡日用之学,经世致用;旁摄佛、道二教经典.吸取精义以释儒经;探讨儒经与史书、文学作品的关系.还原儒家经典为平常之书,并侧面体现经典文本生活化倾向的时代思潮;标立童心,重视自然本性,以"不求甚解"的方式释经、解经、评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贽的经典观目的旨在以"童心"为依傍,批判程朱,反空谈心性,倡经世致用.     

李贽“童心说”新解

李贽在晚明学术思想史上凸显为领军式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6世纪是李贽的世纪。他的"童心说"展现为思想理论的核心。童心是存在的深井,是一种心灵状态,是人、人类的最初生命的原型表征。他在提出"童心说"之前的学术实践活动皆是导向此理论的建构,可以视为"童心说"的准备期,其后的思想理论与社会批判实践均围绕"童心说"而作多向度展开。"童心说"因而构成李贽社会批判思想与实践的理论总纲领。而社会批判维度的实践展开成为"童心说"的根本内涵。     

李贽、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百年回顾

李贽是明清时代小说理论的开创者,金圣叹则是明清时代小说理论的集成者.20世纪以来,学者们关于李贽小说理论的研究,集中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水浒>李贽评本的真伪问题;二是李贽的发愤著书说;三是李贽的小说本体观、功用观;四是李贽的小说创作观、批评观.纵观20世纪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初步成熟期(即世纪初到七十年代为前期)、辉煌成就期(即七十年代到世纪末为后期),并在20世纪初、中、末形成三次讨论高潮.描述李贽、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情况,会给今天的小说创作、小说理论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李贽诗歌简论

李贽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童心说” ,在诗歌创作中也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诗歌以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为主要内容 ,自述身世 ,咏物抒怀 ,亲情流露 ,甚至事佛之作 ,都服务于思想感情的表达。诗歌语言通俗朴实 ,以“俗”见长。诗歌形式不拘 ,话随情至     

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他创新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他在《史记》中将民族精神人物化、形象化和故事化,在众多人物形象和故事中着重表现了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司马迁还将民族精神哲理化和道德化。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事业,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博览群书 自铸伟辞──司马迁运用图书文献写《史记》管见

本文探讨司马迁如何运用图书文献写《史记》的问题。司马迁利用皇家图书馆的有利条件，秉承家学渊源，有计划地阅读了大量的六经异传和百家之书，并实地考察天下历史地理，成为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在此基础上，他博采经传百家材料，自铸一家之言，写成了《史记》这部史学的宏篇巨制，表现出既善于吸取又长于创造的大家风范。     

《归潜志》的文学史料学价值

刘祁的《归潜志》保存了极为丰富的金朝文学的史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主要体现在：真实、客观地反映了金末文坛各种创作思想与审美取向;十分翔实地记载了对金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各种时代背景性因素;保存了许多有关作家家世、传记、创作和评论的资料;录存了大量的诗、词、文作品;为考订金朝文学史料的真伪、正误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材料;流露出作者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观点以及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审美判断。由于有关金人诗歌活动的史料流传稀少,《归潜志》尤其显得珍贵,它对今人认识、了解和研究金朝文学具有非常显著的学术意义。     

司马迁爱奇别解

“奇人”是司马迁个人所理解的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 ,是富于感召力的神圣人物和文化符号 ,也就是韦伯 ( Webber)、希尔斯 ( Shiers)称之为卡里斯马 ( Charisma)的权威人物。他们代表文化的中心资源 ,能够赋予其他人物和符号以规范、秩序或整体形态。《史记》中所讴歌的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正是弘扬道义的典范 ,具有社会所急需的正义、智慧、道德、豪情。他们自身的神圣天赋与创造力总是特定文化场景中充满活力与有利于社会文化机制健全运作的主导因素。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两司马治史之比较研究

司马迁和司马光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位伟大的史学家,他们撰写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对我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二人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其著作也有明显的不同.从体例上来讲,<史记>为纪传体,<资治通鉴>为编年体.另外他们二人在历史视野、对待史实的情感、思想倾向以及材料的取舍等方向也有较大的区别.     

论司马迁的人格魅力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史记>及其作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在众家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翔实的资料与大量的证据,运用文艺理论及心理学、美学原理,从五个方面系统剖析和评价了司马迁的人格魅力.过去仅把他作为史学家和文学家来看待是不够的,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浅析钱基博钱锺书父子两代间的代际发展

钱基博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其长子钱锺书先生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父子两代人身处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时期,虽各有"德、言、功业",但两人因对"三不朽"的选择路径不同,成就也有所不同,体现了"五四"前后两代知识分子间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超越中西体用之争,凌驾于全盘西化和回归保守之上的治学路径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反映。     

李贽异端思想形成的心理分析

李贽打破封建士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心理定势,对儒、佛、道三家思想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而在这犀利的背后是他对世间真诚的爱。同时,他尝试着把三家思想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形成一个自己决定、协调一致、不同于他人的独具同一风格的自我,实现了人生的最大创造——异端之学。     

历史的浪漫：司马迁的蔺相如叙事

司马迁在为蔺相如列传的过程中，从搜得的旧闻中选择了三个典型的“故事”予以叙述，它们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通、退让廉颇。但在处理与加工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尽力发挥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非凡的叙事艺术技巧与能力，并以历史浪漫主义的态度塑造了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令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恰到好处，无愧创作出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