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感悟——谈张承志散文

张承志是当代享有盛誉的回族作家。８０ 年代,他以《黑骏马》、《北方的河》饮誉文坛。进入９０ 年代,他的创作热情丝毫未减,先后以长篇小说《金牧场》和融文学、历史、宗教为一体的长篇著作《心灵史》再次震动文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承志主要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奠定了自己独具风貌的作家形象。但我们多少淡漠了这样一个事实：进入“后《心灵史》”阶段的张承志,事实上已进入了一个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如果置他的散文创作而不顾,仅仅只是评论他的小说,我们就很难整体地把握定位作家文学创作的发展与变化。本文从平民意识、民族情怀、理想主义三个方面论述了张承志的散文。     

知识分子的背离——以张承志的《心灵史》为例

身为所处时代少有的、受过系统教育并长期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分子,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大力倡导以“信仰”对抗“拜金”“物欲”等时代病症,但张承志的《心灵史》却呈现出强烈的反理性、反人道倾向。《心灵史》认为“贫穷必须信仰”“必须贫苦才能信仰”,拒绝对“哲合忍耶”教义做出阐释,提倡“血”和“孤绝的抗争”,离开了知识分子所应当秉持的启蒙价值立场,折射出某种形式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背离。     

试论张承志作品的宗教意识

本文以宗教意识为切入点,通过对张承志沉浸于宗教激情的历史与其文学创作历程同形同构同步关系的探讨,来说明宗教意识不仅是张承志历经精神磨练而形成的崇高理想,更是张承志对民族魂的追求、重铸的努力.     

两种神性境界——张承志与史铁生散文的比较研究

张承志和史铁生的散文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张承志坚守理想,愤世嫉俗,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而史铁生则宽容地对待世俗社会,把理想寄寓于世俗社会之中;张承志在哲合忍耶这种宗教中寻找精神寄托,而史铁生则皈依宗教精神而非宗教;张承志表达思想感情是“外放”的,激情喷发,其境界为“有我之境”,其风格近“豪”,而史铁生则是“内敛”的,冷静理智,其境界为“无我之境”,其风格近“旷”     

在中国信仰——对张承志回民题材小说创作的反思

文章把张承志作为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一个文学现象，分析了他的皈依宗教的原因在于回族血统的感情、英雄情结的共鸣、宗教道德的感召，探寻了他信仰道路上的流浪者形象和他对流浪者的情感，阐述了他在中国信仰的意义包括文化建构和人性关怀两个层面。     

试论张承志与石舒清书写之异同

通过比较张承志、石舒清两位回族作家对西海固伊斯兰文化及其民众的认知与书写，分析了两位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展示的伊斯兰文化、信仰、民众、审美观四个方面的异与同。张承志是以理性和激情经由艺术的途径来接近“圣”的空间，以审美的方式去践履他的神圣价值观；石舒清是在回民的黄土高原这一“圣”的空间之内生活和写作的，他的文学表达在意义上更接近于伊斯兰教的本质。     

论张承志作品中的英雄主义情结

张承志是中国当代特立独行的一位作家。在他笔下有两类特色鲜明的英雄形象。一类是浪漫激昂的青春英雄,一类是坚守信仰的悲剧英雄。本文将主要以他的小说《北方的河》、《心灵史》及90年代以来的散文随笔为中心,具体分析张承志笔下的英雄人物和其作品在后新时期展现的道德理想色彩,从而更好地把握他的英雄主义情结。     

关于“清洁”的四种话语系统——张承志“清洁精神”之透视

本文通过对张承志所提倡之“清洁精神”的语义分析与文化背景、宗教渊源分析等, 驳斥了文学界存在的某些误读或误解, 指出了“清洁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张承志的文学思想及作品。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而其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涵盖了作家最主要的创作思想和宗教意识，是他所有作品的内涵升华。因此，弄清“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所在，就成为解读作家本人宗教思想矛盾的捷径。通过分析主人公伊万的精神信仰或许能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封笔之作中留给我们的问题与答案。     

自我、历史、地域--张承志小说创作略谈

地域化倾向使张承志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原始、阳刚、纯真；英雄探险精神和宗教意味；穷人宗教的极端血性，都表明个体生命的强大力量。随着张承志在小说中表现的历史从对知青生活的回忆到对目前生活图景的描写，小说的基调也由早期的纯真与明净逐渐变得深沉与冷峻。这两种力量催萌了作家的宗教潜质。同时，也预埋下作家强烈的个性与草原化碰撞的精神种子。     

论寻根小说景象描写中的宗教“神秘”——以张承志和史铁生的创作为个案

东、西方文学中的宗教感"神秘"表现有很大的不同,当代寻根小说景象描写中多有宗教"神秘主义"的情感元素呈现,然而其创作艺术比较缺失向崇高"神圣"维度升华的境界,以作家张承志和史铁生的寻根小说作比照,指出其艺术创作面向上的失与得。     

在狂热和虔诚中行走——试论张承志创作中的“硬汉子”形象和神秘主义思想特征

张承志的文学创作是在伊斯兰文化的历史氛围和精神资源中成型并得以发展,与之相形的是张承志的创作深深烙上了宗教色彩的印记。“硬汉子”形象的塑造和对伊斯兰神秘主义的演绎即为这种印记的体现。从深层次考察,张承志对宗教的虔诚源自他对人生信念的执着与坚守,这对当下媚俗社会有思想启蒙的作用。     

没有宗教的宗教 ——论詹姆斯·鲍德温对宗教的解构与回归

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宗教情感经历了从信仰到背叛再到回归的过程,其宗教观与德里达“没有宗教的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解构主义角度出发,分析鲍德温以（《向苍天呼吁》和“阿门角》为代表的宗教主题作品对上帝中心主义的消解,解读其没有宗教的宗教观。鲍德温在解构和批判伪善、狭隘的现实上帝的同时,极力塑造公正、博爱的民间上帝,从而实现对宗教的回归。他对上帝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是由其社会历史背景、个人心理发展,以及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走出自然主义抗议文学窠臼、走向以黑人文化为基础的新型现代黑人文学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     

民族历史观照中知识分子的“交集’’——从张承志的散文看其对鲁迅的再阐释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是鲁迅对现代中国语境下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深刻反思,当代作家张承志的散文《致先生书》、《再致先生》、《鲁迅路口》和《文学的“惜别”》是通过个人阅读经验即“把握”对鲁迅文化理念的精神阐释,在日本情结、批判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捍卫民间精神性信仰等方面都与鲁迅产生强烈共鸣。这种民族历史观照的“交集”,既包括张承志试图从鲁迅身上寻求知识分子立身的精神资源,延续之后的“再阐释”也表达了全球化过程中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当代话语。     

鲁迅与张承志

张承志是当代明确对鲁迅表示过尊崇的一位,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张承志的小说创作还是散文随笔中都能感受到鲁迅的气息。张承志和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精神联结首先体现为“母亲情结”,但张承志对母爱的情感意识不但满足了他个人生命的需求,而且寄托着作家的个人理想;而鲁迅对母亲的主体意识更趋向一种爱与孝,认同与批判的双重精神世界。张承志由母亲而生发的“人民情愫”,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他远不如鲁迅的“立人”思想体系完整和深刻。张承志在精神层面上延续着鲁迅的决绝姿态,他“以笔为旗”,而鲁迅是“以笔为枪”。张承志是用笔来寻找文学的存在意义,鲁迅则是托命这支笔来开拓存在意义的人生。     

镶嵌型的公共宗教——传统中国的政教关系之社会学解读

从“文化”而伦理,从“伦理”而结构,这是当代中国宗教研究范式的三段式演进。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应当把宗教置于国家与社会的架构之中,是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学的宗教研究的结合。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为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利的模糊界限与紧张关系,具体表现为中国古代的公共崇拜与私人信仰的彼此渗透。为此,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首先是要研究宗教所镶嵌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和政教关系,以能深入中国宗教、信仰的内在脉络。     

文化寻根与精神理想的探索--张承志文化小说分析

198 5年前后 ,“寻根文学”的兴起 ,为张承志小说的文化寻根与精神理想的探索提供了广阔的文学视界。作家以艺术的笔触深入到历史深层和民族的文化内核 ,去探究民族文化的审美价值、精神特质和人文理想。     

太阳意象与再生文化─—对张承志小说的文化解析

张承志小说中的太阳意象，蕴含着作家深刻的人生思考和文化选择。太阳意象在表层的象征意义上包蕴着三个方面的内涵：追求意识，孤独感，理性精神。进而由作品的呈现模式体现出了张承志的文化选择─—对文化的混交与再生的期冀。不管是对原始生命强力的张扬，还是对原罪感、圣洁感、生命信仰的追寻，都鲜明地体现了边地文化对汉民族文化的不无益处的补充和矫正，包含了一种“重新铸造”的努力，以及寻找真实、永恒、超历史、超地域的价值的可能的意向。     

张承志小说宗教情结的文学表述

张承志的宗教情感来自于民族血脉和对伊斯兰坚忍不屈的感动。由于是在汉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作家,他的初期创作受不同宗教思想的影响,经历了文化追寻后,找到了精神故乡皈依了伊斯兰。文学和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心灵史》实现了文学和宗教的联姻。新时期的文学宗教热,表现了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文化思考。     

中国乡土文化视阈中的天主信仰——以晚清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

对于“天主”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是天主教信仰的基石和核心。晚清乡土教民在按照天主教教义的要求有意识地去吸纳“天主”信仰的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以他们固有的认知结构、生活经验以及信仰习俗,对其进行“无声的改造”,将中国式的宗教意识、思维逻辑和信仰模式植入天主信仰之中,使天主教义中原本清晰单纯的“天主”观念呈现为一副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