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东的商人组织

<正> 清季以来,山东各业商人、商号之间除买卖经营关系外,还经常按不同籍隶或行业组成各种行帮、会馆,以维护自身利益,协调彼此关系,实行内部慈善救济以增强对外竞争的实力。及至近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许多商帮、会馆逐渐改组,建立起新式商人组织——商会。但是,行帮、会馆、商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依次嬗递关系,而经常是新旧交错、兼容并存关系。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阶段性特点

本文主要从不同的研究取向、阶段性特点和问题意识出发,对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以期在全面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寻求理论与方法的发展空间。     

中国传统社会的中间组织及其功能

中国传统社会的中间组织包括家族、行会、商会等。宗族是宗法组织瓦解的产物 ,形成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化时期。行会则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中国封建城市产生的非经济途径致使城市行会姗姗来迟。中间组织具有多种功能 ,包括凝聚、自律、统治、服务、扶助、维权等正面功能及侵权、破坏等负面功能。近代商会的产生标志着中间组织由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的转换     

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

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张琴早在现代商会产生以前，中国已有商人组织存在。各业手工业者（往往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可归入商人一类）和专事运销的商人都被纳于行会之中。行会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产物，一度推动过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     

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

本文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考察样本 ,通过分析它在这一阶段的活动 ,及其前后的角色转化 ,试图发现近世中国商会的某些共性以及个性。以杭州总商会的例子来看 ,它担当的角色主要有二 :对外是商人与政府间的协调机构 ;对内是各行业商人的自律组织。其多数成员的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关注的焦点是商业经营环境的稳定和改善 ,如市场体系的安全、商业惯例的维护、税率的改良等。但当社会秩序面临危机时 ,商会也会出来应付变局 ,承担责任。甚至直接介入到政治变革的进程中。其社会角色发生被动变迁。但这种变化是商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者遭受强大的外在压力所致 ,而未必是其政治倾向的表现。常态与变态下商会的不同行为主要应从时势推动的角度去理解 ,不能被视为某种固定的集体性格。     

异地商会管理体制:现状、问题及对策

异地商会是非营利组织中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近年,异地商会发展迅猛,在地方社会、经济领域表现出了极大活力.然而,随著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现有的异地商会管理体制逐渐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福建省异地商会发展迅速,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其发展速度和数量均居全国前列,尤其其市级和县(区)级异地商会已发展成为福建省异地商会的主体.以福建异地商会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异地商会管理体制存在管理进度、登记门槛高、管理缺失等问题,提出健全异地商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尊重和扩大异地商会的民间性和自主性；加强和完善异地商会的内部治理；放宽准入门槛,变“一地一会”为“一地多会”；建立归口工商联分级管理的异地商会管理制度等可行性政策建议.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

随着经济、时代的发展 ,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 ,中国商人宗族在近代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演变。其具体表现 ,主要是产生了由大变小以及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 ,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过去所没有的新发展趋向。与此同时 ,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许多方面 ,也相应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 ,又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后的残余。     

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复兴探析

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广的社会组织 ,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宗族的含义 ,传统上认为 ,“宗者尊也”“族者类也”1“父之党为宗族”2 ,即同出父系血统的人们称之为宗族 ;换言之 ,宗族是指同姓同祖的男系血族团体。现代意义上的宗族概念较宽泛 ,认为宗族是基本上按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和宗族色彩的活动的、有着一种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组织 ,即宗族不仅包括真实的血缘关系 ,还包括拟制的血缘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 ,1 949年以后宗族活动曾一度销声匿迹。 80年代以来 ,随着政策的宽松…     

论新时期政府、商会和民营企业的新型关系

中国加入WTO后,商会和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的需求,目前首要的任务是理顺商会、行业协会与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加强商会、行业协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实现组织的民间化和民主化,培育和发展组织完善、运行规范,既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商会和行业协会。     

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

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Z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切入口。通过从Z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并通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的体系再造及其控制

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从便利"经济统制"出发对保定商会进行了组织结构上的改造,从而将其殖民控制力下移,向基层社会渗透。日伪政府变更了原有的商业组织结构,使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在事实上建立了纵向的商会组织体系;在调整后的商会系统上绑定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职业分会,以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各业"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在日伪政府与保定商会的关系调整中,虽然日伪政府始终是强势的一方,但商会对于日伪政府的每一项调整仍有自己的诉求,并努力减少日伪政府对商业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商民生活的实态。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我国商会组织的发展特点与转型路径

当前我国商会组织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异地化特征.行政性行业协会身陷困境、艰难转型,各种类型的民间商会蓬勃发展,组织化程度和自治水平日渐提升.商会日益成为促进企业间合作、规范市场秩序和孕育文明商业文化不可或缺的制度支点.本文认为,引导商会组织有序、健康发展,发挥其在市场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组织载体作用,须尽快出台规范商会活动的专门法规,明确商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不失时机地推进行政性行业协会的民间化改造;加大对民间商会组织的培育和规范力度,在充分赋予其自治权的同时,加强商会内部组织规范建设和外部法律监管.     

近代中国“商人节”述论

1946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一致通过决议，确定当日为商人节。贵州商会联合会和厦门市商会对于商人节的创立，都曾作出重要贡献。近代中国的商人节虽设立较晚，但对于商界而言仍称得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近代商人节的纪念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成为商界表达其政治经济诉求的良好机遇，产生了值得肯定的多重社会效应。     

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踐

宗族是中国古代汉族社会的重要社会组织,国家政权同宗族组织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乾隆朝曾有较大规模治理宗族的实践活动,对此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宗族组织和清政权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而且对了解清代社会也有所裨益。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