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政策与民间信仰命运的变迁——以唐至当代陇南地区龙王神信仰为例

国家在属于民众精神需求的民间信仰领域的进退程度和态度会影响到地方信仰文化命运和相应社会关系的状况。本文以陇南地区龙王神信仰为例,结合史料和田野调查,历时地探讨国家权力状态、政策对地方信仰文化命运和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论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以宁化河龙的伊公信仰为分析对象

伊公是个广受宁化县河龙乡53个聚落祭拜的神明,它的信仰曾一度扩大到长汀县以及江西省石城县等地.本文以伊公信仰为分析对象,利用地方志、族谱、清朝的碑文以及田野调查资料探讨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问题.认为从伊公信仰的缘起可印证在宋代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是同步的;伊公信仰的扩大受到了官方的推动、经济交往的延伸、姻亲关系的牵引、宗族迁移的播散以及抚慰乡民焦虑心理的需要所影响,它的扩大过程同时也是它与当地社会的环境、经济、民俗文化及民众心理相结合,即地方化的过程.     

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以杭州为中心的讨论

政治参与是中国商人近代化程度的重要表征。清末民初,随着政府一系列惠商制度与政策相继制定与实施,近代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被激发,商人的政治参与也开始大幅提升。然而,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在不同政权及同一政权下不同区域呈现出趋异的特征。总体而言,在国家基础性权力较强时,商人政治参与性相对较弱,主要表现为民族抗争;而当国家基础性权力较弱时,商人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实践。在既定的国家权力框架下,近代商人政治参与主动性与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尤其与区域商业近代化形成明显的互相影响。     

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以浙江胡则神为例

民间信仰是地方社会共同体的信仰,地域性是民间信仰的内在属性之一。通过探析浙江胡则信仰的产生背景及其传播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能够发现民间信仰与行政区域、自然区域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每一神灵在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样的变化是与区域特征相一致的,可以说正是区域的内在特征制约着民间信仰的性格特征。     

从方志看清代后土信仰分布的地域特征——以山西地方志为中心

“后土”信仰起源于古代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对土地的顶礼膜拜。官方对后土的祭祀始于商,在明代之前历代皇帝都把它列为重要的国家祭祀,明清之后开始衰败。在清代的山西昔日无比荣光的地母神已经萎缩到了以晋南汾阴后土祠为中心点的山西西南部的狭小领域里,作为地母符号的后土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神圣的民俗化与民间信仰的多元性——青海省大通县老爷山“朝山会”调研

青海省大通县老爷山"朝山会"是集"朝山会"与"花儿会"为一身的独特民俗文化,有着严密的民间组织和完整的朝山仪式。在多民族的参与中,这一活动不仅反映了当地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多元信仰,而且促使这一区域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对研究该地区民族民间文化具有深远的民俗文化意义。     

浅论广州十三行商人的俗信——以潘家、伍家为例

以潘家、伍家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他们的俗信是多元的,属泛神信仰,其俗信风水、仙道神佛与报德,既有神秘的古香,也有浪漫的洋味;他们或出于自愿,或出于无奈,都以温和的方式出现,其旨在自保,求得心安理得和满足精神安慰,其实质是极端功利主义。但有些俗信表现出来的感激之心、报效之沈、乐善好施、厚积阴德等,作为民间俗信的有益成分,是应该继承和弘扬的。     

从民间文献看晋商的婚姻生活——以晋省中部为中心的考察

从鲜为人知的晋商书信、杂记、诗文、墓志铭、日记、竹枝词及民间歌谣、祁太秧歌、地方小报等民间文献可以发现,晋中民间女子的择偶标准明显向商人倾斜,以求得富裕风光的生活,但婚后却陷入不尽的相思愁怨中,而且存在子嗣不蕃的情况,商妇寿命也大大降低。这一幅幅晋商婚姻生活的鲜活画面,饱含着晋商婚姻生活中不为人知的苦乐悲欢,体现了晋商辉煌背后无数商人妇的酸苦和眼泪,反映了晋商辉煌来之不易。     

白族民间宗教信仰中驱邪与保家的人类学分析——以大理市挖色镇挖色村居民建筑中驱邪符号为例

通过对挖色村进行实地调查,笔者发现白族地区民间宗教信仰与村民日常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特别是居民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宗教信仰色彩颇为浓厚.文章立足于当代白族居民建筑中驱邪符号之上,对其进行调查、分类与总结,并揭示白族人民在对驱邪符号信仰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保家观念与形成的保家体系.     

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

明清之际江南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使得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在文体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倾向于选择士、商身份有过置换的传主,并热衷于表现商人身上士的素养和道德节操.士商融合的社会形势还导致了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写作的动态变化.     

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例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关系极为复杂和微妙.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例,一方面,民间宗教文化积极地参与到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过程中;另一方面,由于女性主动地参与到民间宗教活动中,自觉地“篡改”民间宗教活动特定的社会意义,民间宗教文化又反过来成为消解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有力方式.     

从叙事特征看民间牌坊的功能指向——以江西奉新县"济美牌坊"为例

作为一种曾广布于民间的纪念性建筑,以功德坊、贞节坊为主的,民间牌坊在明清以后须经官方批准而由家族自行修建,这就决定了民间牌坊要以文字、图像乃至整座建筑承担起旌表人物、道德宣传和展示家族荣耀的多重功能.牌坊叙事系统的程式化特征,并不妨碍上述功能的实现,并在当时的语境下有着丰富的民间解读,体现着民间牌坊以旌表家族荣耀为核心的功能指向.     

论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制度的调适——以宁夏回族民间调解为视角

回族民间调解属于我国传统的制度文明和调解方式.这种具有鲜明的民族内蕴的调解制度对于解决回族内部纠纷和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与人民调解相比,回族民间调解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和民间性.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回族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调适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在实行依法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把这种宗教性质的调解与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更好的衔接和协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近代早期英国职业观的变化——以商人和律师为例

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化最为显著的过程,人们逐渐摆脱了中世纪以来对财富、地位和职业观念的单一性,各社会阶层尽管对财富、地位和职业有各自独特的看法,但是,由于财富和地位的获取途径的拓宽,整个社会对获取财富和地位的新的手段和新的方式予以认同;也由于新的职业群体在社会中所占有的财富比例上升并由此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新的职业和从事新职业的群体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民间信仰与乡村都市化——以华南地区K村客家人的五土龙神信仰为样本

在华南地区,民间的五土龙神信仰对村落房屋建筑、村庄规划、道路建设等有诸多影响,但是在实施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加强乡村的改造方面往往忽略了村民的信仰习俗问题,结果可能产生矛盾冲突.     

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难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各界民众掀起规模颇巨的经济绝交运动。天津商人的经济绝交运动不如上海等地激进,呈现出较大的被动性。津商与其他抗日团体之间,趋同与离异并行不悖。商人对国权与私利的双重考量,贯穿于整个运动期间。只有体悟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特殊境况,方能理解其悖论性表现。商人既为苟苟营利之徒,此乃他们的职业特征,同时又往往是民族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国民身份使然。     

参加学生社团和组织对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以怀化学院为例

参加学生社团和组织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以大学生就读经验问卷为工具,分析对参加学生社团和组织持不同态度学生的综合素质差异,归纳学生社团和组织在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意义,提出高校进一步发挥学生社团和组织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建议和措施。     

我国民间环保社会组织的模式分析及其扶持策略——以苏州为例

我国民间环保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基金会赞助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志愿者模式"。这三种模式民间环保社会组织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在环保事业中优势不尽相同,同时各自也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当前,应针对不同模式的民间环保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扶持措施,以更好地促进它们作用的发挥。     

长三角—体化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国家政策、地方政府、民间活动怎样互动

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就表明其中可能有规律可循。称雄中国商界三百年的徽商为什么雄风不再,一个社会的产业、市场、经济是否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密切程度,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调控管理又将如何互动,国家政策、地方政府、民间活动应当怎样互动等问题,是本文尝试着思考和分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