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更名黄山和绩溪划出徽州的法律透视

阐述人民群众恢复徽州的呼声。从法律的规定,法规的要求和行政规章的说法等三方面阐明微州更名黄山,绩溪划出徽州的弊端,呼吁尽快恢复一个完整的徽州。     

彰显地方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以大型歌舞剧《徽韵》艺术特征的研究为例

大型歌舞剧《徽韵》立足黄山特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用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表现了徽州文化的丰富内涵,提升了黄山的吸引力;也佐证了在旅游开发中,地方传统文化需要现代化的包装,需要现代化的手段来展示和体现。     

清水江文书信息数据库的建设

在短短数十年中,数据库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越来越多的领域要求建设符合使用需要的各类数据库。在文书相关领域,数据库建设也同样受到重视。此方面,徽州文书的研究者成为先行者,2007年,黄山学院启动名为《徽州文书整理及管理软件研究》的人文社科项目,将校内所存徽州文书建立特色文献数据     

从新发现民国冥状探析徽州烧王告现象

烧王告,又称告阴状、放告,是指向冥界神灵告状。黄山学院馆藏2份冥状反映了民国年间在歙县漳潭发生的烧王告现象,为研究民国时期徽州民间信仰提供了一份稀见的史料。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综合考察徽州民间信仰,显示出实用理性和三教融合的特点。     

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

婺源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古称弦高，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置县，古属皖南徽州一府六县之一，也是徽商的发祥地。它东临浙江衢州，南通上饶，西接瓷都景德镇，北枕黄山，是镶嵌在浙、赣、皖三省交界处的一颗绿色明珠，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     

基于“徽文化”的高校本土音乐课程建设探究——以黄山学院为例

通过对“徽文化”的概念界定,从本土文化对高校地方课程建设的意义、当前高校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研究综述、高校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理论依据、徽州地方音乐课程建设的背景,以及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实践探索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并以黄山学院为例,为该校开展徽州本土音乐课程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使高校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为推动弘扬和传承徽州传统文化服务。     

《徽州文书》第四辑的价值

《徽州文书》第四辑是私人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大规模的系统的的影印发行，可谓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在搜集整理之外，编者还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田野调查的结果以寻获记的方式表现出来，更增加了对出自村的考察的内容和新增了几幅老地图。此辑文书在宗族关系方面研究价值极大，既提供了宗族内部互动的资料，也提供了异姓宗教之间互动的材料。     

体育娱乐

歌手刘欢、那英在演唱会上合唱歌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摄影/陈建力电视剧《大祠堂》在黄山开机40集电视剧连续剧《大祠堂》7月21日在在风景秀丽的安徽省黄山市开机,演员林心如、潘虹等齐聚黄山"微商大宅院",为观众演绎徽州百姓的生活。     

培育植根于徽州文化沃土的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中所积淀的精髓和灵魂，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所大学精神的形成，同这所大学产生、发展的时代、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文化特色和师生的共同心理状态密切关联。依存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徽州，汲取徽文化营养是培育黄山学院精神的重要基础。     

吉壤·礼教·功利——浅议徽州人对阴宅风水的重视

徽州人有着强烈的风水意识。徽州人对风水的重视,集中体现在他们对阴宅风水的重视上。在阴宅风水上,徽州人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崇尚礼教之风和功利之心。     

寓心于居——徽州民居中徽人若干精神文化特征浅析

在论述徽州民居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徽州民居所传达的徽州人若干精神文化特征,认为徽州民居是徽人某些意识形态的建筑外化,分析了形成原因.     

徽州地区林业文化的概况及形成原因

徽州人在长期培育和利用森林资源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徽州林业文化。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3方面对此进行了总结,认为丰富的林木资源、自然环境的制约、徽州商人的兴起与繁荣、徽州宗族的积极参与、徽州地域文化的熏陶,是徽州林业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

南宋时期,徽州士人多以水土论风俗,认为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劳、刚烈的民风特点。这种论说虽然更容易彰显徽州的独特之处,但并不隐含与其他地方的对比,也很难将徽州的士人与天下的士人和士人文化连接在一起。到了元代,徽州士人开始强调自己儒学的一面,认为徽州是程朱之学的正宗,因而是天下的楷模;徽州与天下各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羊群里的领头羊。元明之际,徽州士人推出徽州为"东南邹鲁"之说,徽州因此超越了别的地方,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徽州与别的地方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特性呈现在共性之中。明代中叶,徽州士人又以祠堂、宗族等为一地之标识。此后直到清末,徽州人对于自己乡土的论说大体稳定,主要以"东南邹鲁"与祠堂、宗族并举。以宗族论徽州和以道学论徽州,都是强调徽州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方面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都是在共性之内界定个性。在这种强调"地方"之"特"但不强调"地方"之"独"的论说中,其他"地方"被认为和本地在社会道德的理想上以及士大夫努力的方向上大致相同。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在士大夫的空间想象中,每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如同本地一样,包含了相同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而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是"天下"的缩写。徽州的个案提示我们,其实在帝制晚期,中国士人对于天下的想象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人。     

徽商之德与晋商之德

徽商是徽籍人商帮，唐宋以後，“黄巢之乱”和“靖康之乱”连续两度造成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当时的徽州耕地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几是达到饱和，於是民众生存空间更小，徽民们“非经营四方，绝无生治策”。於是“天下之民寄命於农，徽民寄命於商”。正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遂在南宋时开始形成。但早期的徽商还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山林盛产的茶、木、瓷土等换取徽州所需的粮、布、盐等的缺盈互补贸易，明以後徽商才得到大发展，不再局限於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而是面向全国，经营规模也越…     

徽州古村落旅游者实证研究——以西递和宏村为例

鉴于旅游者是旅游系统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对旅游地的发展有着关键影响。笔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徽州古村落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一项相对独立于黄山的旅游产品,旅游者主要来周边省市和国内经济发达地区,以高学历的中青年为中坚群体,自组微型团体的份额已超越传统的旅行社团队并成为主流,＂古＂和＂村＂这两个基本属性是徽州古村落吸引旅游者的关键因素。多数旅游者满意其在徽州古村落的旅游经历,但当地在改善旅游接待条件和保护古村氛围等方面仍需努力。     

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所办刊物与改造徽州社会的舆论动员

明清以来的徽州是一个高移民社会,以徽商为主体的旅外徽州人与故乡始终保持着良性互动的关系。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面对家乡社会的衰落,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和使命感,他们通过组织同乡团体,创办刊物,发表各种改良言论,为革新徽州面貌进行舆论动员。这些刊物以建设新徽州为使命,高度关注徽州的教育和烟赌等社会问题。虽然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旅外徽州人的很多改良建议流于形式,但是对徽州新思想文化的孕育与传播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某种程度上,旅外徽州人在用一种批判的态度表达对乡土的敬意。     

走近棠樾牌坊群

歙县,古徽州府治所在地,以其独特的明清文化和天下奇绝的自然仙境黄山依依相连,相得益彰。歙县素有“牌坊之乡”的美称,在城西六公里处的棠樾牌坊群则是牌坊群中一颗璀灿的明珠。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源于徽州地方性教育的繁荣、学人传习易学活动的自觉与家族易学氛围的熏染,是在维护程朱理学、阐扬阳明心学、回归元典、重申图学等学术生态中培育出来的奇葩。作为明清时期徽州学术的风向标,徽州易学研究样貌的差异与每一次转向,虽然仍烙有理学或朴学的印记,但是已不完全囿于理学或朴学的反哺,而是融入了徽州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学术生态下的一种积极思考,是徽州学人体悟人生与认识事物在易学上的折射。从地域性易学的本身而言,徽州易学有一个多途自我发展的过程;从易学的内容而言,徽州易学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徽州地区新的易学传统,堪称徽州学术除理学与朴学以外的又一个学术主轴。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徽州与其他地区妇女节烈现象比较

明清时期,徽州地狭人稠的地理环境,迫使徽州人大量出外经商谋生,形成了徽州人的特殊婚姻生活。“东南邹鲁”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徽州淳朴的民风。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异常突出,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关联。相比明清时期其他几个节烈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发达的理学教育之熏陶和强大宗族力量之控制,是明清徽州节烈现象的突出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