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与桂剧

抗日战争时期,田老先后三次来到桂剧的发祥地、有文化城之称的桂林。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九月二十日,整整五个月;第二次是一九四○年春,途经桂林作短暂停留;第三次是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     

田汉早期与新浪漫主义戏剧

“五四”时期,“新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戏剧”的评介曾风靡一时,现代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作品几乎无所遗漏地被介绍到了中国,对初始期的中国现代话剧产生了十分广泛和较为复杂的影响。 同样,中国二十年代话剧创作成就最高的剧作家田汉也曾一度钟情于新浪漫主义。     

田汉的戏剧艺术与席勒

一九二○年春天,一双在“五四”狂飚烈焰中诞生的中国诗坛的“凤凰”,翱翔在日本太宰府的山野上。他们村店索酒,沿路赋诗,逸兴横飞,抱负超远。他们并肩携手,摄影留念,作歌德和席勒的铜象状,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这一对青年诗人就是郭沫若和田汉。四十年后,田汉写信给郭沫若道:“您在文艺和科学上的某些成就对歌德已无多让”;“比起您来,我的成就是太少了,太浅了。我没有太好地研究过席勒。但是越是读席勒,看席勒,越觉得他的艺术赶上去也不很容易”     

田汉的早期剧作与新浪漫主义

在中国20年代的戏剧舞台上，田汉有其同仁们发起了一场“艺术戏剧运动”，他们在社会政治功能的挤压中，执著地表面戏剧的生命象征意识。本文立足于田汉20年代早期剧作，以新浪漫主义为理论视点，重在挖掘其剧作内在的精神实质，即：同时具有物欲冲动和精神追求二重结构的本体的人，如何在这两种因素的碰撞与交锋中，体味灵的觉醒，把握宇宙的意志。     

走进鲁迅世界——深入鲁迅与跳出鲁迅

本文认为 ,鲁迅世界是神奇多彩的 ,要真正认识鲁迅 ,就必须进行立体的全面考察 ,在深入鲁迅的同时 ,还要跳出鲁迅 ,只有选好方位 ,站得越高 ,才能看得越清越透。     

鲁迅与治学

被当今世界公认为人类有史以来十大作家之一的鲁迅,同时也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伟大学者。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接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若干学科,后来经过长期刻苦治学和勇于在变革现实社会的斗争中不断地探索、总结,这不仅促进了鲁迅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鲁迅坚实的学术根柢,使他的学识既博大且精深,而且对于他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鲁迅比起许许多多缺乏高度文化科学素养的所谓“纯”作家来,他的高明之处与迥异之处,我以为就在于他既有艺术家的敏感又有学者的沉思。一生治学的鲁迅,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中都有精深的造诣和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和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探讨他的治学经验及学术成就,是我们全面学习鲁迅,继承鲁迅思想遗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鲁迅与郑振铎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笔名西谛、郭新源,福建长乐人.他在北京念书期间认识鲁迅.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今雨轩开成立会.郑振铎曾致函周作人,约请鲁迅参加,当时鲁迅因病,未能出席.同年四月,郑振铎到上海编《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三年主编《小说月报》,曾多次邀请鲁迅写稿.后来因讨论问题,合编笺谱,出版书籍,关系越来越密切.一九三五年间,他曾积极支持鲁迅编辑出版瞿     

鲁迅与孔子

鲁迅与孔子蔡正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孔子批判、对旧礼教抨击最猛烈者，历来首推鲁迅，始终未改变反孔立场者，历来也公推鲁迅。那么鲁迅是否全盘否定了孔子呢？笔者以为不仅未全盘否定，而且不论在言论还是行动方面，鲁迅对孔子都有诸多肯定。一、鲁迅之著作对孔子有所肯...     

鲁迅与尼采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尼采是十九世纪德国的反动思想家。但是,本世纪初,尼采思想风靡一时的时候,曾给世界观正在形成的青年鲁迅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到二十年代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才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文人学者说鲁迅是中国的尼采,自然是恶意的诽谤;但尼采思想确曾给鲁迅以影响,这是历来鲁迅研究者一致公认的。但如何正确地理解思想史上这一复杂的现象,仍是鲁迅研究者的一个课题。     

胡风与鲁迅

本文的宗旨,完全不在于讨论胡风与鲁迅的个人关系。一般说来,作家之间的个人关系,同他们的文艺思想一致或不一致,固然有某种联系,但并非一回事。因此,对于研究工作来说,它也许能说明什么,也许什么也不能说明,胡风和鲁迅这个题目的应有主义,同样不在这一点。本文也不打算讨论在例如。“两个口号”论争这样的具体事件中,胡风和鲁迅的共同见解。因为,个别事件或某个问题上的一致或不一致,也未必就能说明作家之间文艺思想根本点上的联系及其性质。而胡风和鲁迅文艺思想根本点上的联系及     

鲁迅与萧伯纳

<正> 鲁迅在世的时候,欧美的文豪评论过鲁迅作品的,是罗曼·罗兰,而与鲁迅见过面、谈过话的则是萧伯纳。翻译的序跋除外,鲁迅为外国作家写专文最多的也是萧伯纳。本文不拟详细描绘二人的会面,而是对鲁迅与萧伯纳的思想与创作进行比较与反省,并探究萧伯纳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与野史

鲁迅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     

鲁迅与苏联

鲁迅一向是关注人的解放事业的。他不能容忍各种名义之下的专制和压迫,他一生都致力于反对人的奴化。对新生的苏联、对苏联文学,他倾注了热望。当反动派惊呼着“洪水猛兽”来了之时,是他反而欢呼道:“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圣武”》)他用“新世纪”来称呼十月革命后的时代,这其实是并不错的判断。然而,后来的历史令人遗憾地扭曲了,基于“信息不对称”,鲁迅对苏联文化的一些评论和判断也失准了。     

鲁迅与戏剧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本刊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鲁迅与胡也频

在胡也频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子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凌晨屠杀于上海龙华机场后,鲁迅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称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牺牲,是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曾给予极为高度的评价。当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时,鲁迅又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文章开头就说:“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     

鲁迅与甘肃

平心而论,鲁迅与甘肃的关系远不如他与东北、四川、湖南等地密切,但若说甘肃等边远省份始终不曾进入鲁迅的视野也不是事实。实际上,鲁迅与甘肃的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一 鲁迅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甘肃的文字实在不多。尽管著名的《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就有“第四,是阿Q的籍贯了。倘若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的话句,《准风月谈·双十怀古》中也有“礼县土匪屠城”一笔,《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中还有“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的话,《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月也有“访齐寿山,已往兰州”的记载,象这样提及甘肃的话句,在《鲁迅全集》里还能摘得出。然而以此来论鲁迅与甘肃的关系未免贻笑于大方之家,不过视之为低层次的关系也未尝不可。     

鲁迅与冯梦龙

从分析鲁迅对冯梦龙的评价入手,探寻鲁迅对冯梦龙的承继形态,发现鲁迅关注下层人民的生存困境,为下层人民立言与冯梦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冯梦龙展现了对人性的初步探寻,也对鲁迅有着很大的影响。鲁迅立足于民族的生存,建构全新的创作理念,对小说功利性的重视,打破传统小说的狭隘写作视角,开辟了全新的叙述观念,创造了具有经典性意义的小说文本。     

鲁迅与弗洛伊德

鲁迅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关系,他既没有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纵观二者的关系,鲁迅早期尚不能识破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论实质,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然而不久,通过翻译厨川白村的著作,对弗洛伊德便有了正确的认识,并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批判。鲁迅具有伟大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善于“拿来”外国的东西为我所用,他将弗洛伊德学说的若干合理因素提炼改造,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之中,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斗争,发挥了极强的战斗作用。     

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与契诃夫的作品和作风有若干相似。1944年郭沫若在《契诃夫在东方》一文中发表过这种见解。 1936年苏联《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过:“外国的批评家以鲁迅先生的作风比之契诃夫的作风。”契诃夫的祖国的作家法捷耶夫同样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的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     

鲁迅与梁启超

在中国思想史上,鲁迅与梁启超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人.虽然他们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启蒙宣传家,但他们生活于共同的时代,同为民主革命史上人.所以,把他们共同置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我们不仅会更加全面理解鲁迅的伟大,同时会更为科学地认识梁启超的历史地位.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来观察鲁迅与梁启超,将会发现尽管梁仅长鲁迅八岁而早其逝世又不过七一 年,尽管他们享年都只五十多岁而并世却达四十八年,但作为历史人物,他们之间却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