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变”与中国官绅阶层

公元1644年前后,中国社会经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互作用的巨大转变,汉族官绅阶层的政治态度对大顺军由支持变为反对,对关外清政权由反对变为认同,及清初联合大顺军残余势力再次反对清政权.这样的转变对明清易代起到了关键作用,也迫使康熙帝调整其先辈们一贯坚持的强制政策,逐步拉拢官绅实权群体,清政权对全国的统治才得以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在以"人治"方式实现国家管理的中国社会中,官绅阶层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和重要地位.     

吴梅村书写的“甲申之变”期间的社会状况及其批判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诚为天崩地裂之年代,明王朝为李自成所倾覆,崇祯殉国,不久清兵入关,中原易鼎。吴梅村在甲申之变期间所书写的关于他自身避乱、皇室悲剧,并对不忠将领以至于由清政权所造成的社会各阶层的艰难困厄做出批判。吴梅村之诗书写细腻真确,在正史之外,为我们提供了明清易鼎之际社会各阶层状况的另一幅图像。     

甲申之变前明朝面临的历史选择

甲申之变前的两年中,明朝一直在试图摆脱危机,事实证明,也确有许多转危为安的历史机遇。朝臣对当时的局势认识相当清楚,先后提出多种可行性建议,先是倡导创建地方军,而后提出及时召回边防戍军保卫京师和迁都南京等。如果崇祯帝很好地采纳这些建议,明朝便很有可能转危为安。但在历史机遇面前,崇祯帝作为最高决策者,缺乏主观能动性,一再错失良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吴梅村书写的南明政权及其批判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导致大明政权的崩溃,然而在南京另立新政权的南明弘光帝却荒淫无道,臣下则陷于内斗,以致政权迅速瓦解,其他南明政权亦相继败亡。偏安无望、恢复无谋,吴梅村虽如众遗民般在余生均陷于亡国的无尽悲哀之中,然却以诗歌书写其亲身经历而不为正史所载的重大事件,对南明政权做出无情的揭露与鞭挞。至于忠臣勇将以及抗清民众,吴梅村则予以热情的歌颂,为后世留下极为珍贵的甲申诗史。     

论甲申史事与历史周期律

文章重温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及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重论甲申史事及古往今来治乱成败、兴亡盛衰的事理。回味历史，记取教训；鉴往古以察今兹，反腐败以固国基。     

“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

朝鲜独立问题,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规"逼迫朝鲜开港,并试图强行将朝鲜"独立之邦"的虚像实化,清政府遂开始着手调整和加强与朝鲜之间旧有的"宗藩"关系。以"壬午军变"的解决为转折点,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得以逐渐加强,而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力则开始下降。考察开港及"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进而探析日本武力解决与谈判处理两种策略的抉择及"甲申政变"后选择与清政府"妥协"的细微之处与深层原因,可以了解19世纪70至80年代中日朝三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庾信晚期文风之变

庾信的一生可以公元 5 5 4年 (元帝承圣三年 )梁元帝江陵之败、梁朝灭亡为界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文学创作亦据此划分。前期是他少年得志时期 ,也是文风浮艳时期。创作上多描绘性 ,少抒情性 ,比较讲究形式、技巧 ,体现了梁诗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特点 ;内容上空虚、轻浮、绮艳 ,具有“宫体诗”的特色。后期 (晚期 )是庾信羁旅北国、楚材晋用时期。其创作题材从狭小单一走向阔大多元 ;其作品的情感基调从纤弱苍白走向沉郁悲凉 ;其艺术表现手法从以绮丽取胜走向藏骨于艳、纳绮于质。形成了深沉凄怆、苍凉激楚的晚期文学风格。     

乌兰布通之战再考

乌兰布通之战是一场胜负未明的战争。此战清军伤亡多于准噶尔军,而且在形势对清军有利的情况下,致使噶尔丹逃逸,失去一举歼灭的机会,导致康熙三次亲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唐女侠传奇成因初探

唐代是我国文言小说的成熟期,豪侠小说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女侠传奇的大量出现.唐代社会崇尚游侠的风气,北方民族文化交融,文学题材的历史传承,唐代小说作家自觉的创作意识,以及唐传奇求新求异的体裁特点,都是唐代女侠传奇出现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周代三年之丧考

周代通行三年之丧，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行之。但实行的具体情况与《仪礼·丧服》所载稍异，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死板，居丧期间也可以进行一些日常活动。三年丧于周代存在地域上、社会等级上的差别，其内涵也是在不断充实的。     

试论太上皇朱祁镇的迎还及复辟

土木之变后，景帝采取了正确的军事、外交策略，不费金帛土地，迎回了太上皇，但是为了巩固帝位，采取了锢南宫、易太子等措施，引起部分朝臣的不满，并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使太上皇重新登上了皇位。     

诗馀考

作为后起的词的名称,“诗馀”所引发的争议是最多的。不同的认知角度带来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考察诗馀概念的形成轨迹及其内涵的变化,认为对于“诗馀”之“诗”和“馀”的不同解释,不仅带来了关于词的起源上的观点分歧,也体现了不同的对于词的体制方面的认识特点以及对于词体的尊卑观念。所以考察诗馀概念,既是梳理诗词文体的流变关系,也是对于古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文体学考量。     

礼地神器黄琮考窥

黄琮作为礼地神器,其外方内圆的独特造型寓意天地相通、神人合一。薛家岗文化时期的黄琮,在母系氏族背景下形成了外方内圆、外阴内阳的独特造型;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神徽纹已成为黄琮的主要纹饰,从而成为氏族部落图腾崇拜的象征;通过与苍璧、青圭的比较发现,黄琮是当时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物。     

“玄武门之变”起因初探

“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公元625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发动者是当时仍为秦王的李世民,这场大规模的流血性政变,使初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清除了竞争皇位的劲敌,成功地奠定了其继承大统的基础,继而才有鼎盛繁荣的贞观之治。“玄武门之变”既能抢在李元吉进一步瓜分其兵权之前,先下手为强,完好保存保留...     

清代文人笔下的“戊子之变”

清顺治五年(1648年),大同发生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史称戊子之变。顺治六年(1648年),大同城破,多尔衮下令屠城。但清代编纂的《云中郡志》、《大同府志》和《大同县志》,竟然对这场屠杀讳莫如深。但是从清初文人的作品及清初史料中仍能看出端倪。戊子之变对大同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甲申政变--朝鲜近代化过程中的挫折

朝鲜的近代化运动在1884年甲申政变前后面临着新的转折点.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派人士未能正确把握方向,使全国朝野体会近代化的真谛,从思想上奠定近代化的根基,而企图依靠外力夺权终遭失败.甲申政变失败以后,虽有甲午更张出现,但当时的王朝已被日本控制,许多措施不过是日本为吞并朝鲜作准备而已.朝鲜的近代化运动不久就中断并转变了方向,使朝鲜的近代化过程大大延迟.     

桐城派寿序与“中国之文”

自方苞、刘大櫆、姚鼐直至清季民初的贺涛、范当世、姚永概等,桐城派作家一方面非议寿序“非古”,一方面又创作了大量寿序。这些寿序固然有其写作策略、体制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始终与方、刘、姚以来社会文化的古今之变纠缠在一起。其不仅关涉桐城派古文的狭义之“文”,而且关涉凝聚在一个个寿序人物、老成典型身上的包括了女德、家教、乡俗民风等在内的广义之“文”。由于清季民初古今中西之争的愈演愈烈,寿序所关涉的“文”更与“中国之所以立国者”问题相交织,使寿序从对老成人物寿庆的祝祷与祈望进而成为对面临一线难传之虞的“中国之文”的祝祷与祈望。桐城派寿序也与桐城派作家所作的诸多家传、族谱序等一起构成了社会文化焦虑的集体症候,它们自身既为“中国之文”,也跳出自身关切“中国之文”。     

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鸦片战争后失事官员责任追究透视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无我们期待的深刻反思。他们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战败责任追究,这包括道德拷问和法律责任追究两方面,这两者是王朝要坚守的根本。但承担责任的地方官员,对一场力量悬殊的中外战争中职守责任的理解与朝廷存在差异,同时他们更关注如何应对战后外部的压力和复杂的局面,要求朝廷能做一些变通。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的分歧构成战后政治变动的内在张力,并预示着整个晚清政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