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

明代是中国档案事业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书缮写制度、用纸制度、票拟批红制度、公文邮驿制度、保密制度、行移勘合制度、归档制度、利用制度等等,贯穿了文书档案从撰写到最终保管的各个环节,并且涉及到从皇帝到朝廷臣工,甚至微乎其微的铺兵,使得整个明代档案文书事业显得更为严密。这些制度通过颁布公文体式以及用《洪武正韵》《大明律》等方式颁布施行,不仅为明代其他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而且也成为明政府处理各种政事的依据和基础。     

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

明代公文的风格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嬗变 ,即多样期 (洪武至永乐 )、分化期 (洪熙至天顺 )、集中期 (成化至嘉靖 )和异化期 (隆庆至崇祯 )。公文的制义化、缺乏巧妙的进言策略以及屡禁不止的繁冗现象等 ,则代表了明代公文区别于其他时期公文的主要风格特征。     

明初政权运作与政府公文走向

元代的公文制度并没有随着元朝政权退出中原立即消失,而是在元、明鼎革之后,进入了明代朝廷的施政机构.事实上,元朝遗留下来的这种公文制度并不尽如人意.明人认为,这种制度不仅极大降低了朝廷的办事效率,还会产生奸利害政的后果.为了革除这些弊端,朱元璋着手对公文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重新建立公文书写规范.他要求公文书写要做到内容平实、语言浅显、格式统一、文风质朴、风格庄重.为了有效推行这套书写规范,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申明禁令、严惩违禁者、颁行范文、列公文写作入教学科目等.经过朝廷的强力推行,在永乐前后,公文一改元末遗风,步入了朱元璋制定的书写规范之中.政府公文作者是一个对政治变化反应极为敏感的文人群体,对于政治上的任何细微变化,他们都会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反映到政府公文文风的走向上来.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文风兴起之后要绵延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促成起这种文风兴起的动因已经完全消失,洪武、正德年间政府公文写作能够就范于朱元璋制定的书写标准,当得力于洪武时期的严厉整治.     

宋代秘书制度述略

宋代强化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行政机构庞大,为保证其正常运作,建立了较完备的秘书制度,对秘书的选拔、秘书工作的保密、公文程式的规范化、秘书工作的签判、公文拟写的期限和传递等都有具体规定,其中有些对今日的秘书工作仍有参考价值。     

夏、宋公文稽缓制度浅论

夏、宋公文稽缓是就我国中古时期两个鼎立并存的朝代的公文拟写时限和公文传递期限之规定以及稽缓拟写和传递期限者的处罚措施的对比探讨。虽然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但西夏的公文稽缓制度并不是照搬宋代的样式,而是在唐宋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完善,使其更适合于党项羌这个少数民族国家的体制,保证了西夏公文运转的时效性,提高了工作效率,所以对夏、宋两朝公文稽缓制度进行对比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从《庆元条法事类》看宋代的文书制度

《庆元条法事类》(以下简称《事类》)是宋朝法典之一,宁宗嘉泰二年(1202)七月由右丞相谢深甫监修编成。全书分职制、选举、文书、榷禁、财用等16门。《文书门》尚存两卷,对宋代公文官书制度作了详细具体规定,其中某些原则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一、文书的类别和格式为了加快公文官书的往来运转,提高办事效率,《事类》对于采用何种公文以及文书格式都作了统一规定。皇帝颁发的命令文书有册书、制书、诰命、敕书、御札、敕榜等7种。如册书用于立后妃,封亲     

明代文牍之风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以书吏舞弊为例

明代文牍之风盛行,其影响之大,危害之深,前所未有。它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各级衙门中的书吏利用文牍之弊从事各种舞弊活动,方式主要有化简为繁、篡改公文、改写招草、毁弃变卖公文和挟制愚弄长官等。对此,明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防范和治理措施,如提倡删繁就简、制定统一格式、要求各级官员亲理政务、加强立法等,无奈由于文牍之风愈演愈烈等因素影响,书吏之弊不仅未能消除,反而积重难返,给地方政治造成了极坏影响。     

试论太平天国的公文改革

太平天国建立政权后,形成了一套非常有特色的公文制度,并进行了相应的公文改革。这是中国近代前期公文 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太平天国的公文改革既是对封建公文制度的推翻,也是近代公文文风改革的开端。     

明代首任漕运总兵官——陈瑄

明清时期是漕运高度发展、制度渐趋完备的时期,而对明代漕运贡献最大者当属陈王宣.陈以武将出身,总董漕运三十余年,为第一任漕运总兵官.他在任期间所做的通河、凿渠、运粮、建仓、置舍等工作,奠定了明清漕运的基石.     

完善公文处理的对策

解决公文处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规范党委在决策体制内的职责、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依法约束行政力量的扩张、健全公文审查的制度、建立公文评估制度、建立公文处理问责制、建立公文知识培训制度、建立社会舆论和新新媒体监督制度,使公文真正为公民服务,为国家建设、发展服务。     

明代文官匿丧与诈丧现象探析

匿丧、诈丧是丁忧制度衍生出的机会主义,主要存在于低级文官中。这些文官通过匿丧行为,规避丁忧制度带来的经济、政治、身体等方面损失或不便;而诈丧则是利用丁忧制度提供的丧假和复职等权利,逃避职事,蒙混选官。为保障丁忧制度的存在,明朝制定了相关的行政、法律制度,有效地打击了匿丧、诈丧等行为。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推行的华夷秩序,完全基于"王者无外"和"怀远以德"的传统理念,从而排除了明朝对于东南亚的不良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的向心力.然而,他所推行的华夷秩序由于偏重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完全排斥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所孕育的文化认同,因而没有形成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明代廷杖探析

廷杖古已有之,至明代发展到极致并与国运相始终,殆尽于一种制度,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是有明一代著名粃政之一。廷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从太祖登基到英宗去世（1368～1464）,中期从宪宗即位到张居正去位（1464～1582）,后期从神宗掌权到明亡（1582～1644）。明代廷杖是＂重刑治吏＂之封建专制治国理念的必然结果,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对抗的产物,其泛滥也与此时期文官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     

明吏为政心态与吏治腐败

吏是明代官僚政治体制中心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其地位却异常低下 ,吏员实际承担的政治职能远远超过明政府所赋予的。这种矛盾造成吏员在为政中的畏官、媚官、贿官、胁官、排官以及害民心态 ,这种心态在政府职能运作中往往外化为僭权越位、唯利是图 ,从基层腐蚀着明王朝 ,也是造成明代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文官的省亲与展墓

明代文官的省亲、展墓制度经历了由明初"特命而行"到洪熙以后"奉例而行"的制度化过程,主要有给假归省和便道归省两种形式。在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明代文官的省亲、展墓制度具有协调忠孝关系的社会政治意义。     

地域商人与社会变迁——从几通墓志看明代河南归德商人

明后期归德商人的身份大多是明初移民。在科举无望的背景下,这些移民转向经商或兼营商业。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和河患频仍的生态环境,阻碍了归德商人的独立和继续发展。随后,归德商人大多转向了科举入仕,为明后期归德府发达的科举事业、强大的乡绅望族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     

明代文官致仕问题研究

致仕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统治者大量继承了前代的做法,又依据本朝的实际情况多所更张,形成了独具本朝特色的文官致仕制度。对明代文官致仕的年龄、待遇问题进行细致爬梳可知,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致仕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