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蟠形象再探

行政权是行政机关制定政策、法规,进行国家、社会行政管理的重要权力.在法治化国家,行政权必须受到立法、司法、公民权利的监督和制约,使之达到分权与制衡的目的.我国应当完善各种制约机制,让行政权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司法审查中的行政紧急权力——以美国“钢铁公司占领案”为例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通过后,中国的紧急状态立法正在逐步进行之中,对于国家紧急权力,尤其是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规制,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行政紧急权力进行司法审查时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如“钢铁公司占领案”。对该案中法院判决意见的分析可以作为健全中国紧急状态法治的借鉴和参考。     

论刑事司法领域内的行政权力与司法审查制度

本文阐述了宪政背景下,现代法治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刑事司法领域内行政权力的特性及其与司法权的关系。作者就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侦查权与检察权的定位进行了分析与检讨,认为二者作为行政权力,具有“范围宽泛”和“不受制约”的特点,应当按照“有限政府”与“权利保障”的宪政要求,在我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实行司法令状和非法证据排除等措施,规范和制约我国侦查权与检察权,以实现我国宪法“保障人权”的目标。     

权力制约的概念演变与我国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

权力制约原则是现代政治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主权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学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从未完全否定“三权分立”思想的历史合理性。权力制约机制要求制约主体具有活动独立性、制约对象具有活动公开性、制约关系具有对等性、制约手段具有强制性、制约结构具有协调性,等等。我国行政机关人员同时接受政党制约、人大制约、监察制约、司法制约和社会制约,但以权谋私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目前应健全体系严密、结构合理的制约机制,使直接制约与间接制约、纵向制约与横向制约、同体制约与异体制约、弹性制约与刚性制约在功能上互补,在环节上紧扣,从而达到制约机制系统性能的最佳状态。     

三权分立的“变奏曲”——美国政府中的独立管制机构

独立管制机构是美国政治体制中一类独特的机构,其由国会产生,部分独立于国会和政府,且集中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项权力,对美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权力集中引发了诸多矛盾和质疑,国会通过授予其＂准立法权＂解释了其权力来源问题,且大力支持独立管制机构的发展;同时,美国也从立法、行政、司法、利益集团多方面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和修正实现权力的有效分配和平衡是美国政府管制的本质。     

关于行政立法主体补白

行政立法主体,不仅包括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机关,还应当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其他行政机关。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以、而且有必要把某些立法权授予其他行政机关行使;其他行政机关依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质上就是一种立法行为。认识和肯定这种行政立法主体是必要的。     

关于行政立法主体补白

行政立法主体,不仅包括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机关,还应当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其他行政机关。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以、而且有必要把某些立法权授予其他行政机关行使;其他行政机关依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质上就是一种立法行为。认识和肯定这种行政立法主体是必要的。     

试论我国行政权力监督缺位的根源及治理对策?

行政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如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到位,则腐败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必须从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入手,才能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和治理的对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表现在：正常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不到位,政党监督机制作用发挥不理想,社会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司法监督机制难以开展。因此,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建立以合理设置行政权力,加快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为重点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其二,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垂直领导体制,扩大党内民主范围,完善民主党派监督的政党监督运行机制;其三,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完善信访举报制度的社会监督机制;其四,建立跨区域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制度,打破司法保护,形成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在四大监督机制的建设过程中,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是重点,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是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监督是根本。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民权与人权:区分及其意义

现代国家的人权与中国古代的民权有三点差别:其一,主体不同,民权是百姓之权,是“下层”的整体权利,与其对应的“上层”权利乃至君权也是整体权利。人权是个体的、分散的权利,其对应面有他人权利,但主要是国家权力,后者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分解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权力。其二,内容不同,民权是含糊有限的,主要指生存权等私权利。人权则既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等私权利,也包括选举权等公权利。民权不完全是权利,有时也是权力,而人权仅仅是权利。其三,来源不同,人权是天赋的,有权源的特征,国家权力源于无数个体的授权。“民权君定”“君权神授”,君权是一切权利和权力的源泉,争民权可能是争人权的初级阶段。     

论刑事诉讼的制约机制——制约机制下的司法职权重构

刑事诉讼是司法机关运用证据控诉、涉嫌犯罪人辩解、开脱两者之间相互对抗的过程.由于刑事诉讼先天的不平衡,必须建立起正当程序的刑事诉讼的制约机制,这套机制要求:一是以权利来制约权力,二是以权力来制约权力.无罪推定原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律师辩护是建立控、辩平等是诉讼结构的内在需要,用权利的对抗制约执法权的滥用.并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公、检、法之间的权力制约关系要求在公、检、法、司之间进行职能的协调划分,用权力的相互牵制来实现四部门职权的合理分配.提出由公安侦查,侦检共同追诉,司法审查逮捕,法院定罪,人民陪审员量刑,检察机关内设法律监督委员会隶属人大负责专项监督,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前羁押和执行的刑事诉讼立法新构思.     

论依法治国方略中的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它客观上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必须由党在国家政权之上的领导即党治制向党在国家政权之内的领导即法治制转变 ,这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内在逻辑 ,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增强党的活力的重大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     

简论日本大正年间的改革思想

日本在20世纪初已成为亚洲的“东洋”国家,但在国际上所处的“尴尬”境地和成为世界强国的愿望又迫使其需要进行社会改革。日本大正年间的社会改革运动有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一种是以吉野造作为核心的德莫克拉西民主政治思想;另一种是以北一辉为主的法西斯主义集权政治思想。这两种分别代表民主与集权的“矛盾”的指导思想却在“合力”的作用下达到了预期目的。     

转型时期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务便利实施的假公济私、寻租公权力的犯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威信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不仅降低了国家机关运行效率，也使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刑法历来打击的重点。但是，原来较为明确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新的人事制度的出现，变得复杂起来。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某类职业人员是否属于刑法国家工作人员争论此起彼伏。鉴于此，试从身份犯罪构成入手，分析国家机关及商业领域中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主体范围。     

论政府权力界限——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浅议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成因及政治平衡功能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深刻而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及三权制衡原则为违宪审查制度提供了政治保障,法官享有的社会威望和民众对法律的信心奠定了法治基础。通过运用违宪审查权,普通法院不仅达到了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目的,而且实现了司法权对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横向平衡和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平衡功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理清党政关系, 改革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体制; 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调动地方政权的积极性; 精简政府机构。主要经验有： 稳定是前提; 社会主义是方向; 市场经济是基础; 逐步推进是方法; 高度民主是目标     

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从“史迪威事件”到太平洋战争结束

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重心转向政治目标——扶持中国成为大国。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力图实现中国的统一,使中国成为能在战后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以服从于美国战后世界的规划与安排。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放弃了对华政策中的现实主义成份,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政府,与腐朽、反动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从而奠定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也埋下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根源。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港、澳、珠三角旅游互动合作及机制的演化研究

港、澳、珠三角地缘相连、资源互补、文化同源、经济相融、旅游产品丰富,互补发展的优势明显。三地游客互流呈现出互为目的地和中转地的特征。基础推动力、市场驱动力、政府调控力是推动三地互动合作的主要动力因素,其中,基础推动力在三地旅游互动合作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起步发展期,政府调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驱动力则相对弱;快速发展期,市场驱动力则成为主要驱动因素;深入发展时期,政府调控力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三地的旅游互动合作仍存在诸多障碍,继续增强游客互流的便捷性、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容及优化空间布局是三地旅游互动合作的关键。     

权力的集中:城市显贵控制佛罗伦萨政治的方式

1282年建立起来的佛罗伦萨政府,确立了一套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原则,这套基本体系一直被沿用了250年.从1382年到1480年,佛罗伦萨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权力垄断过程.城邦中的显贵家族借助一系列集权措施--尤其是控制选举程序、成立临时特别权力机构巴利阿--在佛罗伦萨逐渐建立起了寡头政治.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寡头的集权需要和权力过度集中所产生的特权家族却形成了一对矛盾.二者之间的对立不仅引发了1458年危机和1466年共和运动,更成为寡头集团在1494年之后频繁发动革命的内在原因,并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终衰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