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迷失——新都市小说叙述视角探析

新都市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创作现象,它有着不同于其它文学类型的艺术品格,即着眼于特定的都市社会环境,以都市人的欲求和生存为出发点,力图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示中国现代都市的人文景观。而其中追寻与迷失这个似乎悖论的都市人生现象,又成为新都市小说多视角叙述的一个聚焦点。     

在城市疆域中拓展的乡土小说——对丁帆先生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

丁帆是当代乡土小说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领军人物。围绕乡土小说的学理与创作问题,他先后发表了上百篇高质量的文章,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这一批评领域重要的风向标之一。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汹涌澎湃的"打工潮"影响下,乡土小说创作中出现了新的变化,即"乡土"的主体由"乡村"迁徙到了"都市"。面对题材、主题的大规模转移,他又敏锐地从史学高度提出了"乡土描写的转型"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从宏观上看,为"五四"以来的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勾勒出一道分界线: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乡土小说主要体现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合一,之后的乡土小说则着重表达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从微观上看,扩大了乡土小说的版图与表现疆域,在传统乡土小说人物画廊之外增添了一批游动在都市中的"新农民"形象。     

乡土、先锋、市民、欲望、颓废——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五幅面孔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城市小说。这些城市小说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用乡土眼光来打量城市;用先锋方式描写都市中人的"变形";对于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描写;都市中急于成功人群的欲望书写;时尚都市中青年的颓废情绪。这五种类型显示出了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新变化。     

性别角色的颠倒与道德越界——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男性化倾向

惊悚小说流行于英国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其中出现了许多与传统小说迥异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她们身上体现了明显的男性化特征。从性别理论上看,它是一种性别角色颠倒现象;从道德伦理上看,它是一种越界行为。这些女性人物的意义在于她们颠覆了维多利亚社会"家中天使"的形象,因而也向传统的男权社会观念、制度提出挑战。她们强悍的性格、大胆的行为、追求独立和争取法律平等的努力,表达了一种现代精神,从而使她们成为现代女性的先驱。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莎菲作为"Modern Girl"形象的特征与价值

因为"越轨"的笔致与人物形象的"Modem Girl"姿态,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篇经久不衰的作品.在小说问世之初的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莎菲形象的理解与认识产生过分歧.新中国成立以后,莎菲被现代文学研究者与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视为现代女性"叛逆"精神与追求"灵肉一致"爱情的典型,她身上具有的现代"Modem Girl"气息及其隐喻的社会姿态、文化性质却被遮掩与忽视.事实上,《莎菲女士的日记》对新文坛与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是它象征着"Modem Girl"形象塑造的时代到来,隐喻现代启蒙意识形态向都市颓废文明转型带来的历史冲突与精神痛楚.     

基于“向城求生”的现代性焦虑——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创作的一种考察

以基于＂向城求生＂的现代性焦虑为视角,探索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出现下的乡土小说对此的必然应对和反映,进而分析了现代性焦虑的三幅面孔,以此揭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呈现出诸多未曾显露的意义。     

浮出城市的地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都市话剧论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都市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都市话剧异军突起,并迅速在多元化的戏剧演出中确立了自己的活动空间。都市话剧在内容上关注社会热点,注重挖掘都市独特的生存体验;在人物塑造上,创造了时代感强,并具有都市特征的形象代言人;在运作上,积极寻求创作与市场的接轨,将商业化作为自身生存的重要策略。这类话剧的出现为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话剧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逐渐呈现出某种模式化、类型化、庸俗化的倾向。这一点成为了都市话剧缺乏精品的重要原因。     

重述与反观:论世纪之交以来小说中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

本论文侧重探讨世纪之交以来小说与1980年代小说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的差异,揭示这一叙述嬗变的历史、社会、文化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对世纪之交以来小说中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意义及其缺失作出反思.论文指出,世纪之交以来小说在以下三个方面赋予"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以不同内涵:一是开掘"1980年代知识分子"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二是对"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激情作出反省;三是指认"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世俗性特征.     

中国战争小说创作的世纪回眸

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是在近代反侵略战争背景和近代小说革命的浪潮中发端的,并义无返顾地担当起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使命;受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20年代末"反战"小说曾昙花一现;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的第一个创作热潮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各涌现了众多风貌各异的抗战小说,解放区战争小说则题材新颖、风格独特;50年代掀起了战争小说创作的第二个热潮;80年代中期之后战争小说创作逐渐摆脱了政治的单一影响而走向了多元.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