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在自美:盛唐诗美观的生态本位特质

盛唐山水诗人的美在自美、物皆自得的诗美观,最充分地突出了自然物象自身美的客观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了自然中心的生态价值观,表现出一种超越社会伦理意义的审美德性。这种以自然目的为目的的山水精神,以生态本位为基础的纯粹意义上的审美创造,最易于接受到山水外物所给予的真谛暗示,亦便于完成参透本体的感性超越,他们的人生态度即在禅悟的过程中融入山水而变成了"自然景色",其作品呈现出形意和谐、意象平衡的诗美形态,形成了盛唐山水诗美的生态本位特质。     

“以诗取士”的文化策略与山水诗派的生态

“以诗取士”是盛唐最重要的文化策略。盛唐的这种取士科制 ,以官方政策的名义接纳了齐梁文学的艺术形式和趣味 ,造成了特殊的社会制度与生活风习 ,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高度自由而宽松的文化环境 ,使盛唐生活和盛唐人气质全面诗化 ,助长了士人山水情结的生成 ,形成了流连光景而寄意玄远的风景审美的时尚 ,盛唐几乎所有的山水诗名篇都是产生于与科考有关的行旅羁役的奔忙中。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生态中 ,山水诗群迅速形成 ,诗歌 (特别是山水诗 )高潮蓬勃出现。     

接受期待与盛唐山水诗的文化生态

盛唐山水诗的高潮 ,植根于社会文化氛围 ,植根于大众的接受趣味。所以出现盛唐诗的高潮 ,是诗歌文本自身发展的结果 ,也是审美接受的生态效应。因此对山水诗创作—接受—再创作的循环状态的研究 ,即是注重山水诗生态环境和创作主体生态取向的研究。盛唐山水诗创作主体的创作自觉 ,表现出审美上取南北文化之长为理想境界的文化整合意识 ,表现出对于时代接受趣味的顺应。思想整合的盛唐文化生态 ,使山水诗水准卓特高标 ,出现了盛唐所特有的艺术生态和面貌 ,这在唐人选唐诗中得到真实而生动的展示     

直觉观照与内心体验——盛唐诗人艺术思维的变化与盛唐山水诗的发展

由于禅宗哲学“本心是佛”、“直觉顿悟”和“以心传心”的独特思维的影响,造成了盛唐诗人艺术思维的变化:由理性认识到直觉体验,由再现到表现。这种重直觉体验、重传神写意的艺术思维使得盛唐山水诗呈现出“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意境,是盛唐山水诗取得了极高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     

生态思维与伦理思维的契合方式

生态思维的发展为激活伦理思维提供了新素材、新契机。在这一过程中 ,理论界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契合”方式 :一种是以传统伦理思维适应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思维即人类中心论的契合方式 ;另一种是将原本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思维当作一种伦理思维即生态中心论的契合方式。不同的契合方式造就不同的学科定位与学科性质 ,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廓清这场争论的理论底线 ,找到整合不同观点的理论平台 ,以强化理论指导现实的针对性。     

佛禅"自性"与盛唐精神及山水诗形态

禅宗在盛唐已经发展成为心灵和精神的哲学,这也标志着一场宗教革命的彻底成功.禅宗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内涵,助长了盛唐人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肯定,顺应了盛唐积极事功的时代本质,适应了盛唐思想解放、人性奋扬的时代精神.禅宗对语言和思维的解构,使习常的语言失范,习常的思维失效,契应了盛唐诗歌的美学特质,也契合了染禅诗人的创作机缘.盛唐盛行以清幽虚空为特征的山水诗,是诗人性格中与雄杰豪迈所互补的另一种人性的流露,是盛唐气象中与阳刚壮放所共存的另一种意蕴的展示.盛唐山水诗,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清幽平淡的自然美学气象,虽然看不到时代激动与喧嚣,却与盛唐精神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是与盛唐的四海晏然、天下升平的社会环境形成互相映衬而又互相生发的另一个层面.     

简述中国山水诗“有我之境”论的流变

山水诗作为一种类型在晋宋时代确立后,在隋唐尤其是盛唐时期创造了空前的繁盛局面,其技巧和意境创造远较南朝的模山范水更成熟更完美,以王、孟、李、杜四家的山水诗最具代表性,他们的山水诗创作远非只用王昌龄的“物境”理论所能描述的,这就推动了山水诗论的进一步发...     

伦理-经济生态:一种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

“经济决定论”、“伦理气质论”、“道德立法论”,是20世纪形成的关于伦理—经济关系的三大理念。三大理念具有共通的哲学特质:“原子的观点”;“道德世界观”;“本体思维”。它们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是20世纪诸多文明疾痼像生态危机、价值霸权、文明霸权的形上原因。21的文明需要进行关于伦理—经济关系方面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这个转换的基本内容是:由“原子的观点”到“实体的观点”;由“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由“本体思维”到“生态思维”。籍此,建立和确证文明体系的多样性,文明主体的实体性,文明合理性的生态辩证性。“伦理—经济生态”,就是伦理—经济关系的“第四种范式”;“生态论”,就是伦理—经济关系的“第四种理念”。     

从金谷诗到兰亭诗——两晋文人山水生态审美之渐变

金谷诗人与兰亭诗人生存状态、精神心态、思想形态的差异,使他们对山水的生态审美情趣、生态审美思维与审美诗风、诗境都发生了变化,从文学生态学角度考察这些变化,可以窥见两晋文人山水生态审美之渐变,这对研究中国山水诗的兴起与发展、山水诗风与诗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之间的冲突

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的思想元素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中一大特色,也逐渐变成了理论上的一大热点,而且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的一致性,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是,似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发展只需“返本”即可“开新”。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包容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相一致的思想成份,但是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更是问题的实…     

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盛唐时代不应该是田园山水诗兴盛发达的时代,但事实是田园山水诗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就注定了盛唐田园山水诗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特色.表面看来,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都是一些隐逸于山水、体现着"出世"思想的模山范水之作,与老庄的哲学主张非常地契合,但其实他们的"隐"与老庄的"隐"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庄的"隐"是彻底地"隐",是以不"仕"为前提的;盛唐诗人的"隐"是一种以"仕"为目的的"隐".这种等待被朝廷征聘的心理在盛唐田园山水诗中是有所反映的——诗人是通过"渔樵"、"垂钓"等意象来加以隐喻的,体现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式的隐逸传统.     

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哲学生命观

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了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当是生态觉悟。生态觉悟发端于对人类生存环境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命运的关注。这种文明的觉悟蕴含着深刻而普遍的哲学意义。生态哲学“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生态哲学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是对传统认识论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超越;生态哲学观“生态平等”的价值观在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的基础上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价值和人文意义。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象思维

本文通过对“文”、“象”、“文象”、“文象思维”这几个核心概念的分析,提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可命名为“文象思维”;西方概念(或称理性、分析)思维将整个世界视为一种概念性的、设定性的、理性意义上的物质体,而仅仅从中将人类的精神分离出来,甚至人类的精神与客观物质对象一样,被视为一种“实体”,从而将存在理解为一种高度“命题化”的“理念”;而中国传统文象思维将整个世界视为“生生之物”,将人类的精神与天地万物之性统一起来,甚至将物拟人化,或将人拟物化,是一种“共处”与“共通”之“道”.在全世界提倡生态文明的今天,中国文象思维完全可补西方概念思维之不足,而且具有诸多先天的优势,理应成为人类探索可持续生态文明的现实道路的宝贵思想资源.     

流贬:人性诗性的急转弯 --沈宋流贬诗与盛唐山水诗的关系研究

从盛唐山水诗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沈、宋实乃盛唐山水诗之先声.他们的流贬,使他们的人性与诗性产生剧变,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诗歌的题材、情感、主题、意境、风格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山水诗的发生机制的变化,使他们的诗风格自然清醇,感情平易真切,充满了生气,也具有鲜明个性.他们写于贬逐期间的山水诗对盛唐山水诗优秀诗人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清丽的美学原则;二是回归还家的意绪和主题;三是方外之趣以及禅宗审美的方式.     

武则天之文学观与初唐洛阳诗坛

武则天是一位特殊的洛阳诗人.对于文学,她“尚文”、“尚用”,鼓励提拔文学之士,促使了洛阳“仕诗人”群的产生;她崇尚自然,带领群臣“石淙会饮”,开拓了初唐诗歌创作的题材,主张模山范水而不“滞”于山水,为盛唐山水诗高潮的到来作了铺垫;她的颂诗“追求气势”,在初唐洛阳契合了时代的潮流,引领了时代的风范,促成了初唐新精神的萌发,为唐诗盛唐气象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方法论

生态学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学科的诞生,而且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的形成.生态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学科,也构成了新的研究方法论.这就是生态心理学学科和心理生态学方法论.生态的核心含义是指共生.生态的视角是指从共生的方面来考察、认识和理解环境、生物、社会、生活、人类、心理、行为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主张就是天人合一.这是原初的生态学方法论,是强调人与天的合一,我与物的同一,心与道的统一.这应该成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张九龄诗歌的过渡性特征

张九龄是初盛唐之际的一位重要诗人。从整体风貌上看,他的诗兼有宫体诗、兴寄诗与山水诗,诗风明显地呈现出由初唐到盛唐的过渡性特征。从创作历程看,他的诗歌创作随时间、身份的变化亦有明显变化。以开元十五年为界,他的宫体诗多作于前期,而山水诗和兴寄诗多作于后期。在京为官多作宫体诗,谪居期间又多作山水诗与感遇诗。研究张九龄诗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唐诗由初唐到盛唐的发展脉络。     

全球化时代的“非典”及生态学反思

随着全球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多维取向 ,随着最近突然在中国以及全世界爆发的“非典型肺炎”的冲击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治理的日渐雏形 ,笔者经过周密的考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由于大批移民在世界各地定居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也伴随着他们的流动而流动 ,作为其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就是各种疾病的广为流传。“非典”就是这多种疾病中最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疾病之一。可以说 ,“非典”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敌人。对付这一共同的敌人 ,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全球性的防御和治理。将“非典”写作及其批判纳入全球化的视野进行反思 ,使我们对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它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 ,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运作过程 ,与自然迥然对立 ,但它也可以对一些人类难以克服的自然灾害实行全球性的围剿和治理。因此 ,研究全球化与生态的平衡应是全方位研究全球化的重要课题。     

“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伦理教育

日渐突显的环境问题要求人类反思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要求改变思想观念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认识和观念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生态伦理教育 ,“天人合一”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生态伦理思维相一致的思想颗粒 ,认真挖掘其蕴含着的朴素的生态伦理观 ,对于丰富生态伦理学的理想体系 ,促进生态伦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刘长卿山水诗的盛唐面目

刘长卿是盛唐到中唐的过渡人物,从其生年、诗歌的风格、实力乃至创作的个性来看,刘长卿都应该归入盛唐。特别是他在盛唐诗风的承传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而在情景交融上也具有“定型”的意义。把他归入盛唐,不只是个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盛唐山水诗群落派的自然生态的必然要求,显示出此派的无形而巨大的聚合力,也更是对盛唐山水诗派的实际情况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