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伊斯兰经济学”

“伊斯兰经济学”于20世纪四十年代产生于印度次大陆,伴随着六、七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而在阿拉伯世界发展壮大。它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主要包括伊斯兰银行和天课制度两方面内容。“伊斯兰经济学”是伊斯兰社会在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在压力情况下,寻求自身文化认同的结果,它体现了伊斯兰文明适应现代社会的努力。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的关系演化

<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虽同为当代土耳其重要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但前者以国家为导向,后者以社会为依托,且在不同时期对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前后,因受到面临世俗精英势力的挑战、"居伦运动"与政府交好的先例,以及两者相似的政治观、民主观和"宗教—社会"观等因素的影响,选择了同"居伦运动""结盟"的政治策略。但受两者政治合作空间锐减和"居伦运动"屡次"越界"导致"国家—社会"关系失衡、正义与发展党内政外交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双方在政治、经济及外交领域的矛盾日益加剧,并对实行伊斯兰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产生了消极影响。     

伊斯兰法的发展与变革

伊斯兰法经历了形成、发展、顶峰、衰落及近代的改革和复兴的纵向历史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伊斯兰法与伊斯兰教、伊斯兰政权密不可分,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共同经历了近14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伊斯兰法的发展与变革

伊斯兰法经历了形成、发展、顶峰、衰落及近代的改革和复兴的纵向历史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伊斯兰法与伊斯兰教、伊斯兰政权密不可分，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共同经历了近14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伊斯兰主义”：全球处境、社会运动及其意识形态

伊斯兰主义首先是一种宗教内部不断重复的变迁现象,其在当代兴起同近代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斯兰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不利处境密切相关。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即是希望通过宗教的符号来进行社会变革,以应对这一不利的局面。从社会形式讲,伊斯兰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运动,其本质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当代伊斯兰主义发生的一个主要背景在于全球化,而其自身同时也被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全球化的组织,更具有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和目标。     

乌玛观念与伊斯兰宗教共同体的构建

“乌玛”是伊斯兰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对伊斯兰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古兰经》确立了“乌玛”作为伊斯兰宗教共同体的观念,而麦地那时期乌玛观念的实践则为穆斯林后代树立了典范。在古代伊斯兰社会,大征服和帝国的伊斯兰化虽使伊斯兰乌玛的规模得到扩大,但政权分立、教派分化和族裔对立却使统一的乌玛走向分裂。近代以来西方的入侵和控制以及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大激发了伊斯兰世界重建乌玛的激情和斗志。为此,他们不断尝试泛伊斯兰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以及全球化时代以信息网络为依托的伊斯兰统一。     

乌玛观念与伊斯兰宗教共同体的构建

"乌玛"是伊斯兰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对伊斯兰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古兰经》确立了"乌玛"作为伊斯兰宗教共同体的观念,而麦地那时期乌玛观念的实践则为穆斯林后代树立了典范.在古代伊斯兰社会,大征服和帝国的伊斯兰化虽使伊斯兰乌玛的规模得到扩大,但政权分立、教派分化和族裔对立却使统一的乌玛走向分裂.近代以来西方的入侵和控制以及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大激发了伊斯兰世界重建乌玛的激情和斗志.为此,他们不断尝试泛伊斯兰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以及全球化时代以信息网络为依托的伊斯兰统一.     

论“伊斯兰国”的资金链及其影响

伴随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迅速发展,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不断恶化。本文以＂伊斯兰国＂资金链为切入点,在梳理该组织发展历史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它的主要资金来源及流向,旨在厘清＂伊斯兰国＂的资金循环逻辑。在此基础上,论文进而分析了在中国逐步推进＂丝路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伊斯兰国＂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海外利益的双重影响。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成因分析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在外交舞台上日趋活跃,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采取别具特色的政策和立场。无论是其全力推动入盟进程的努力,还是"零问题"外交主张、多元化务实外交的做法等,都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借助罗斯诺的层次分析法,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视角切入,在个体、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对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背景和成因进行分析。     

土耳其“海湾地区战略”新动向

由土耳其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国际救援船队遭到以色列突袭之事,目前仍震荡着中东地区,对已然糟糕透顶的土以关系和华盛顿在中东的计划产生益加不利的影响。与之相伴随的是,土耳其的“海湾地区战略”也渐渐浮出水面。     

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演变的内外因素分析

作为中东地区两个主要大国,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长期以来因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地缘政治影响、少数民族动乱、政治模式差异等一系列因素,处于一种结构性矛盾之中。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政治环境的变化,再加上其自身内部政治变革、经济困境和政治伊斯兰思潮等因素的作用,两国关系出现了明显改善。土伊关系的改善对于平衡美国势力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结构性矛盾难以克服,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依然取决于该地区内外环境的变化。     

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背景看文明的碰撞

在伊斯兰国家纷纷寻求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和经济全球化的特定背景下,伊斯兰文明同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虽有碰撞,但并不排斥,彼此间可以找到联结点.伊斯兰国家应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应不断更新自我,走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过于强调伊斯兰的正统性,敌视西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市民社会视域下的土耳其"居伦运动"述评

"居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市民社会组织的范畴,"服务"是其核心原则,金融捐助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其成员分为核心追随者、附属者和同情者三个圈层。"居伦运动"基于自愿原则开展教育、传媒、金融和经济活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居伦运动"参与政党政治尤其是同正义与发展党的权力博弈凸显了其政治色彩,背离了市民社会组织的非政治功能,表现出"越位"倾向。"居伦运动"的全球扩张引发了广泛质疑,很多国家怀疑该运动的本质是输出伊斯兰教,隐藏着重现奥斯曼帝国辉煌的野心,加之该运动与美国存在特殊关系,导致其在世界范围内遭遇严峻挑战。     

从“美国化”到“自主化”：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与转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降,土耳其国防工业经历了从美国化到自主化的发展道路。得益于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军事援助,土耳其国防工业呈现美国化的发展特征,尤其是在武器进口方面仰仗美国。1975年因塞浦路斯危机遭遇美国武器禁运后,土耳其国内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国防工业自主化转型的变革。这场变革包括降低国防武器对外依赖程度、增强自主生产能力、强化政府在国防工业发展中的领导角色等多重内容。到21世纪,土耳其国防工业自主化程度不断增强,不仅提高了武器国产化率,还实现了武器的大量出口。国防工业的自主化发展战略既改善了土耳其武器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境遇,又为土耳其摆脱与美国的依附性联盟关系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国防工业力量的显著提升,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军火市场和对外关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地区问题乃至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伊斯兰金融在中国的借鉴与发展

伊斯兰金融最早出现在20世纪七十年代的阿拉伯地区。银行最重要的功能是信用中介,伊斯兰金融机构超越了商业银行的基本职能,发挥了融资租赁、股权投资、信托投资、合资经营等功能。其中,伊斯兰银行业务为客户提供符合伊斯兰教义,以无息、无投机、实物对应、风险共担为主要特征的产品及金融服务。伊斯兰银行业是伊斯兰金融体系中最发达的部分。探索伊斯兰金融在中国的拓展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德意志民族性与欧洲观念

德意志民族无疑是十分独特、令人着迷的民族,而德意志民族属性一直以来都是十分复杂、充满争议而又棘手的问题,正因为其极度复杂性,才会引发双重形象和分裂的情感。在现代随着欧盟的成立,德国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欧洲观念的产生却是由来已久,其产生的来源也是有很多方面。这两问题都包含了太多历史、文化等诸多内容,这里仅从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两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入手,进行简要分析。一般对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进行对比都是从其宗教改革思想的异同角度出发,而本文则将从二人的生平性格出发,论述为什么近代德意志特性(包括民族社会主义)都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而为什么他同时代的伊拉斯谟被茨威格称为第一个自觉的欧洲人。     

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演变的内外因素分析

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与伊审之间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区域结构性敌对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主要是双方在系统和次系统层面上所处的地位造成的。在此结构性矛盾背景下,土耳其采伊朗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长期冲突与暂时合作的不平静关系,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后,土耳其衣伊朗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努力克服敌意和不失时机建立合作的倾向。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30年中,两国关系经历了1979～1988年之间的经贸往来扩大,1988～2002年之间敌意和冲突加强,再到2002年至今的全面政治和解与建立密切经济合作的过程。本文分析表明,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虽然从长期来说充满敌意,但在某些国内外因素出现的情况下,这两个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依然有可能进行和解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2023年选举与“土耳其世纪”大战略

2023年,在土耳其百年国庆之际,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经过两轮选举再次赢得胜利。在连续执政20年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号召开启“土耳其世纪”的伟大征程,这成为考察土耳其战略趋势的重要契机。土耳其的“大战略”讨论综合考量本国历史、地理、身份等多方面因素,致力于周边安全以及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关键地位。2023年大选后的外交政策重申了土耳其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埃尔多安的领导地位、战略自主、安全—外交联系、贸易外交、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等。在具体表现方面,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迅猛发展引人注目,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土耳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自主和扩张需求。与此同时,土耳其从联合国文明联盟倡议的发起者到将文明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因素,也反映了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