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生徂徕与朱子学"道论"之比较

荻生徂徕作为日本儒学之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 ,对朱子学始而崇信 ,继而怀疑 ,终而树起反驳大旗 ,其古文辞学体系也是在批驳以朱子学为首的新儒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而这种批驳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徂徕学的“道论”部分中。因此 ,本文力图从“道”的范围、本质、内涵、根据几个方面 ,通过徂徕对朱子学的批驳 ,论述二者对“道”的不同理解 ,分析他们各不相同的思想特色。在朱子学的理论体系中 ,“理”是其最高理论范畴 ,它既是事物之理 ,又是行为之理 ;既是自然法则 ,又是人类规范。在本体论中 ,“理”即“太极” ,太极产生阴阳二气 ,两气交合产生…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自主意识与社会责任——读《朱子学与阳明学》札记

基于对民族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关切,近十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探讨中国文化之特性,挖掘“国民性”之根源。有些人把根寻到“道学”身上,甚或认为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家到宋代发展成为“儒教”,彻底桎梏人的灵魂。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却也有失偏颇。事实上,朱子学的创立,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跃进,而从朱子学的内在理路衍化出阳明学,又是一大跃进。侯外庐和荒木见悟这两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思想史研究的杰出学者,都认为明代中后期思想界的活跃气氛可与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媲美;而这种活跃局面的出现,正是理学内在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之一。日本的岛田虔次教授著有《朱子学与阳明学》,尽管作者自称这不是专门著作,仅是一本概说书,但这本书以简洁的文字提供的内容是丰富的、深刻的,实在是作者潜研宋明理学数十载的总结。读过此书,会使人对宋明理学有更深入的理解,领悟到古代思想家的热诚与期望,矛盾与痛苦。     

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道统论是王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容。阳明道统论以“精一之传”为宗旨,阳明认为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周程道学而最后为其心学所传承。阳明在极力摒除朱子学于道统之外时,对作为同调的象山、甘泉心学之不够精一皆有所不满,并以明人伦之学极力驳斥心学为禅学之诬评。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阳明的道统论呈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表明道统论依然是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须面对之重要课题。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日本近世儒学流派

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兴起并成为官方之学,与此同时,各种学术思想剧烈碰撞形成了各儒学流派。《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朱子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作,在当时尊儒读经风气的影响下,受到了日本朱子学派及其他学派的关注,并对其进行讲解与研读,留下了与《揭示》相关的著述达50余种。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各个学派对《揭示》内容的解读呈现出不同的学派特色。朱子学派强调五教为知,修身、处世、接物为行,注重先知后行;阳明学派强调知行合一,五教不分体用;而考证学派则聚焦于朱子制定《揭示》的背景及其内容出处的考察;其他民间学者以及儒学爱好者在江户幕府末期社会动荡的环境下,深感作为一名学者的责任与担当,将《揭示》应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指导思想中。在日本各派学者的努力下,《揭示》渗透到日本各个阶层,对日本的社会、教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论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是沿着两条线索:一是在理论层次上,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派等流派;二是在实践层次上,儒学被武士、町人等一般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后者是理解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发展的关键。江户时代,儒学在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与国学和洋学的冲突和矛盾,德川幕府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获得了经验性的启发,利用儒学巩固自己的统治,再利用洋学中新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使儒学和洋学在冲突中发展。     

王阳明关于朱陆学术的评价

王阳明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继朱熹之后又一位对儒学有重大发展并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从维护儒家人本主义的精神出发,决心重新建构新儒学思想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以超党派的学术价值观,对朱熹与陆九渊的学说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与评价,表现了他“返本求真”、力图刷新原始儒家学说和革新宋明理学的学术立场与态度。本文试图重新认识王阳明关于朱陆学术评价所表现出的学术旨趣,探讨阳明学与朱子学、象山学的联系与区别,打破历来人们对阳明学的传统偏见,再现阳明学的真精神。     

“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

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国化”焦虑。该过程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了解这一脉络,对于准确把握朱子学的日本命运,抓取当代表象后面的本质属性,或有裨益。     

天理的脱序——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朝中后期哲学史变革

本文从讨论朱子与阳明之异开始,论证阳明理论体系中,没有包含朱子体系中最重要的“天理”,提出“天理的脱序’’是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的关键所在,也是后学反对阳明学提倡“实学”的理论出发点。本文的结尾讨论了“理学”可能的发展之路,探求继承“理学”思想的方式。     

由闽学到退溪学

南宋朱熹在福建建阳考亭所创立的闽学,超出福建范围于十四世后成为东方文化的主要表征,它又于近代传入西方,是世界性的学说,是当前国际学者探讨东方文化的主要课题。朝鲜退溪学、日本朱子学、西方朱子学等都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都和闽学有渊源关系。本文试图论述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门”退溪学与闽学源流关系,以引起学者对闽学在国外传播和影响研究的重视。     

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在两汉以后的发展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在两汉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主要的三个学派“浑天说”、“宣夜说”和“盖天说”的基本理论都臻完备,奠定了中国宇宙结构理论的坚实基础。在两汉以后漫长的历史中,“浑天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赤道坐标系为特征的天体观测和计算体系,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中,占居主导的和优越的地位。     

中朝朱子学比较——“理”之比较

朱熹(1130—1200)是中国朱子学一代宗师。他以博大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理”范畴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和价值体现。三百年后,在朝鲜李朝时代,出现了一位硕儒李退溪(1501—1570)。他以谨严精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思想,成为朝鲜朱子学大家。同样,“理”范畴仍然是退溪哲学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不过,由于时间的流迁,地域的转移,朝鲜朱子学(退溪哲学)之“理”已不是中国朱子学(朱熹哲学)之“理”了。因此,通过中朝朱子学“理”范畴的比较,可以透视中朝     

浑一与单一：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论

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研究是以朱子之学为参照系而展开的。在他看来,朱子性理学所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凝固化的定理意识,而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则打破了朱子性理学的定理意识,更为重视根源性的心。以定理(朱子学)与良知(阳明学)的研究框架为背景,荒木从心与性(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单一”的立场与“浑一”的立场及儒释之辨等方面详细论证了甘泉心学深处依旧保留了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构造及阳明心学对朱子性理学的根本性的扭转,由此说明了湛、王二学的本质性差异。荒木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根据湛、王两学所争论的“理障说”为线索,揭示了阳明后学内部围绕克服“理障说”所产生的三种典型的儒佛调和论,这对于我们研究阳明学与佛学的交流互动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专题研讨:朱熹的文化解读

主持人的话作为古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其影响也是深远的。朱熹不仅谙熟儒家经学 ,而且对于儒家以外的百家之学也表现出浓厚兴趣。他生于福建 ,一生的主要活动也在福建。自青年时期 ,他便好学深思 ,老而弥笃 ,故其建树颇丰。朱熹的学说经过门人的弘扬 ,形成了专门的学派 ,历史上把以朱熹为代表的这个学派称作“闽学”、“朱子学”。这既是一个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学派 ,又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和国际影响的学派。如果说闽学在诞生之初就吸纳了八闽文化的诸多养分 ,那么当它壮大时其成熟的芳香便透过“国…     

东亚儒学视域下的古学派之仁礼观探析

朱子学于13世纪东传日本,掀起日本学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批判解读热潮,并在江户时代达到极盛。古学派的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作为反朱子学的先锋,是儒学日本化的重要推手。本文立足东亚儒学视角,从日本朱子学入手,进入江户时期古学派的仁礼观学术系统,并分析其对孔孟思想的背离和反转。古学派以回溯古典为研究手段,主张回到孔子时代乃至六经时代的语言脉络,然因过于强调礼仪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乃至于以此为德、以此为道,礼的精神性超越义涵完全丧失。在工夫论亦指向遵从礼制,实与孔子"为仁由己"、孟子"仁内义内"的道德内求路线于本质上相异。     

气之清浊各有体——中日古代语言文学与文论中"气"概念的关联与差异

日本的“氢”字不仅仅是对中国之“氨”的简化,它也包含着对中国之“气”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系列混乱现象的整理与超越意识。日本之“气”有“け（ke）”和“き（ki）”两种发音,代表了对中国之“气”理解与接受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け（ke）”表现的是古代日本人对中国之气的抽象性内涵的接受惶惑;“き（ki）”则将中国之“气”这→宇宙天地人生的本体概念,具象化为人生化、情绪化的具有描述与形容功能的词,并衍生出数量上远远超过汉语的“气”字词组。从语义的角度看,中国之“气”经历了四个发展演进的阶段：有形的云气之气（天气）→抽象的元气（宇宙本原之气）→人之气→文之气;日本之“气”则有“云气之气→可感知的神灵之气→人之气”三个阶段,它解构了中国之“气”的抽象化、本体论的性质,但未能实现从“天气”、“人气”向“文气”的延伸与转换。因而,与中国古典文论“以气论文”的“文气”论的深厚传统有所不同,“气”在日本文论中使用较少,且概念化程度不高。     

试论洪大容的实学思想

朝鲜李朝后期的“北学派”肇始于洪大容,他的实学思想具有开创意义,尤其在宇宙自然观方面,为“北学派”实学奠定了宇宙自然观、世界观的基础。他的“实心实学”也受到当代韩、日两国实学界的关注。在“北学派”实学家中,洪大容最先到了中国,考察了京、热、冀、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情、风土文物,最早提出了北学中国的主张,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和开风气的作用。     

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王廷相的宇宙理论及此理论的哲学特色

在明代的思想家中,王廷相过去不被人重视,然而实际上他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卓越的思想家。为人质朴刚正,对人民有着崇高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论学不属于朱陆二派,而独以张子为宗。信持唯气的宇宙本根论。”王廷相自己也强调:“愚谓学者必识气本然后可以论造化;不然,头脑既差,难与辩其余矣。”在明代中叶阳明心学日盛之时,思想战线上,王廷相独树一帜,坚持唯物主义气本学说,对理学和心学的唯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