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论宋代说理诗对“缘情”说的发展

陆机"缘情"说对先秦"言志"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发展,第一次准确地认识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对后世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诗创作就是对陆机"缘情"说的成功实践。宋诗创作异军突起,在实践意义上对"缘情"说进行了拓展,从新的角度再次把握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尤其是宋说理诗重在机趣,在诗歌美学物质上重新发掘,可以称作"缘趣"说的有益尝试。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缘情"的诗学阐释

“情”的原初意义并不指人的心理活动之情感,而与真实相关联;庄子丰富了“情”的内涵,使之成为一种心理活动;屈原的抒情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陆机“诗缘情”观的提出标志着他对文学本质认识的成熟,其意义并不 在于消解“诗言志”,制造与“言志”的对立,而在于追求文艺本质的多元共存,提倡以“情”统志,并且,它还包含了对文学形式的美的要求。正是这种对文学本质的正确认识,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论中国古代诗歌多为短制的文化成因

中国古代诗歌多为短制,其文化成因主要有:传统文化重德性,重抒写社会情怀,少把生活当故事来叙写;"诗"与"史"的分野;"言志说"与"缘情说"的理论主张;诗歌自身的声韵格律化的趋势;以含蓄为贵的审美取向等.     

论“吟咏情性”作为古典抒情诗学主轴的地位

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系列中具有主轴性的地位.“吟咏情性”以情性哲学为基本的发生条件,它是先秦以来一般的、群体诗学的言志、抒情说向个体诗学的抒情理论的发展.汉魏文人诗发源于言志,并发展出缘情之论,南北朝时期,情性为本的诗学思想开始确立,言志缘情之外,时人多以“吟咏情性”称作诗之事.唐人诗学接受《大序》变风变雅及南北朝的情性之说,其对作诗之事的基本标述即为吟咏情性,并且赋予传统情性论以重视个性、崇尚自然等审美观念.唐人诗学虽崇尚教化之旨,但基本的立场在于“吟咏情性”的变风之作.宋人的情性论与个体伦理本质相结合,是宋诗重理的思想根源.明清诗家仍沿传统的情性之说,以情性为诗歌之本,其中又有强调个性自然抒发、重视灵感与创新的性灵派之说.     

试析陆机"缘情"说对文艺理论的贡献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说,此说对诗歌的本质特征有新的理论概括,与先秦以来传统的"言志"说有实质性的区别。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明确地阐述了作家的社会生活、主观情感、创作三者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的审美特性诸理论。这些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诗歌“情”“志”流变及其与“意象”“意境”的生成关系

本文通过中国传统的“言志”、“缘情”诗观的发展的考察，推衍诗歌“意象”、“意境”的形成及其在现代的阐释。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论“缘情绮靡”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缘情绮靡"是陆机诗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历来评价最为歧异的诗学范畴。如果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考查,"缘情"指诗歌的发生过程,"绮靡"是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内涵上,"缘情"是情、志、理的统一,"绮靡"是文辞、音韵、情感的统一。不仅"缘情"说深受佛教"格义"的影响,而且"绮靡"说也烙有佛典文风以及梵呗经音的深刻印记。"缘情绮靡",既植根于魏晋诗学,包涵着对缘诸生命冲动之情的肯定,也凸显了诗歌风格华美,音调圆润,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深化,且深刻影响了南朝诗学。     

论李贺神鬼诗反诗歌传统的美学特征

本文从李贺神鬼诗的“立志”到“破志”的演变过程,反映诗歌“神鬼情”独特魅力,论述诗人诗歌世界中“情”与“志”区别干以往传统中国诗歌“言志”和“缘情”的美学特征,提出神鬼诗的非传统诗歌意义的“情”“志”说。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疑

儒家的“诗言志”与陆机倡导的“诗缘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志”与“情”,“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缘情”论与“绮靡”论之争

学界此前关于"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多措意于"言志"与"缘情"的对比,有关"缘情"与"绮靡"关系的讨论,亦普遍倾向于指出其关联性。事实上,"缘情"与"绮靡"所指涉的两种文学思想分属"质""文"两端,在传统"诗言志"话语的权威逐渐消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二者虽相对"言志"话语而言确有其价值导向上的相通性,但同时亦呈现出相当紧张的张力与竞争关系。作为不同层面的价值诉求,"缘情"论与"绮靡"论两类话语在诸多时人论述中都留下了冲突与竞争的痕迹,二者的交织与纠葛,充分展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思想生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汉末文人古诗诗性特征论

汉末儒学衰微之后 ,追求个性解放与重视个人情感 ,已逐渐演变为普遍的社会风尚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文人古诗发扬重个性重感情的作风 ,以慷慨悲歌为美 ,它吸收了诗骚精神 ,抒发文人自身的情志 ,使坠失了多时的诗性精神在汉末大放异彩 ,深刻地影响了魏晋以后的诗歌创作及诗美特性。本文以思妇、游子、士子诗歌三大主体情感的特征出发 ,论述其缘情言志特点和状态。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