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燕行使者眼中的关羽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者眼中的关羽是一个忠义、勇武的形象,这既是他们通过实际观察中国关庙的楹联、题额与塑像、庙制而得出的结果,更是朝鲜民族社会总体想象的集中体现.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关羽形象在中国出现了"异化"了的现象,这主要不是指人们狂热地崇拜关羽,而是指人们对关羽的崇拜出现了泛化的倾向.     

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这种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金昌业等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就塑造出了“丑陋”、“悍麂”但又勇武过人的满族人形象.他们既描述了满族人怪异的体征,凶狠、顽劣的行为,更是凸现了满族人擅长骑射而生存、立国的文化特征.     

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游的原因

18世纪,中朝文人交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朝鲜使团频繁出使清朝,为中朝文人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18世纪初期的朝鲜朝文士多是希望见到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清朝士人;此外,朝鲜文士积极接触清朝文人:一方面缘于希望实现贤者嘉会、倾心剧谈的夙愿;另一方面意欲加强双方的文化了解,实现显扬声名的愿望。而一些清朝文人或因赏识、钦佩朝鲜文士的才学,或为了商业目的,或为了看朝鲜朝使者的衣冠及期望得到朝鲜的特产,也主动结交朝鲜文士。     

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册封是清鲜关系的重要基础。清朝利用册封巩固上国与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朝鲜受清朝的册封,获得王室的正统性,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军事上的安全。康熙六十年,朝鲜在国内激烈的党争中,请封延礽君李昑为世弟,而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曾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拒绝过朝鲜请封世子。这次在北京的奏请也是困难重重,经过朝鲜使臣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考虑到维持朝鲜国内政治的稳定,康熙帝特准册封,但是也警告"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强调王位继承的礼制问题。从请封到准封的过程表现出,清朝对朝鲜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说"应对,逐步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     

从“郑雷卿案”看早期清鲜关系

沈馆陪臣郑雷卿欲借清廷之手惩处贪赃枉法、作恶于朝鲜的清朝译官郑命寿,却遭案情逆转,终以诬陷罪被处极刑。郑案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但却是郑命寿与朝鲜、特别是与朝鲜关西士族之间长期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审理该案过程中,清朝关注的根本问题在于朝鲜本国的军政动向和政治态度。只要案情性质无关重大军政问题,清廷则尽力依法裁决、谨慎对待。不过,在明清战争的特殊背景下,专管朝鲜事务的清朝外交官员被赋予了更多裁决权力,也是毋庸置疑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郑案的悲剧性。郑案发生后,朝鲜方面未能积极展开营救,反映了其弱国无外交的现实,但郑雷卿的忠义精神仍得到朝鲜上下的充分肯定。     

朝鲜朝文人刘希庆山水田园诗研究

刘希庆是朝鲜朝中期的贱民诗人,囿于身份等级制度,无法参加科举考试.刘希庆对陶渊明尊崇有加,并将"武陵桃源"作为精神寄托,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前者是决绝而主动的归隐,那么后者就是被迫在自然界中徘徊,朝鲜民族的本土文化是造成其境遇的重要因素.在艺术风貌方面,刘希庆取法王孟山水田园诗,以清疏高远、闲淡自然的风格为主,亦呈现出雄阔壮逸的特征.刘希庆及枕流台酬唱活动体现了朝鲜朝贱民阶层在文学上的从属地位,以及朝鲜朝社会等级制度与儒家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     

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并开始购买这二人的著作.其后,在朝鲜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华"思想,与由此衍生出的"同文""并世"意识,以及朝鲜文坛学习"秦汉古文"风尚的推动下,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理念在朝鲜朝文坛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引起了散文创作风格向"艰涩""奇僻"的转变,也促成了"秦汉古文"在散文学习范式与散文选集领域经典地位的确立.     

域外战争中的“她者”——50年代中国抗美援朝文学中的朝鲜半岛女性叙事

对于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已然走到了需要重新回顾与认识的时间节点。在抗美援朝文学中,朝鲜与韩国女性的存在对于新中国主体意识的建构与冷战思维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对志愿军与朝鲜女性"性别化"亲情关系以及志愿军与朝鲜女性恋爱叙事的想象,折射出了作家对新中国的主体性想象与认知。而对朝鲜与韩国女性二元对立的想象则与国内时事宣传相辅相成,共同建构起了民众对冷战的原初体验。     

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