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察制度的起源

监察官吏历代皆为御史。御者,侍也,进也;史者,官也。所谓御史,意为侍帝左右司进御之官。考证“御史”,并非设置之始即为监察官。刘师培在《论历代中央官制之变迁》中写道:“御史之职在周代之时亦属微官,惟邦国之治,万民之令,均为御史所掌,复兼摄赞书之职,以书从政之人,与后起居注略同。战国时秦、赵皆有御史,亦属未僚。盖御史训为侍御,犹言侍史,惟居斯职者得以日亲君侧,故至秦,即为尊官,与丞相并,复改称御史大夫。”可见,     

选拔御史的人品与学品

如果国家在选任检察官时，能够从“治官之官”的理念高度加以重视，针对检察官的特殊性设以专门条件，应当可以提高检察官履行监督职责的力度 唐朝诗人张谓有一首著名的五言诗《送韦侍御赴上都》，开头两句是“天朝辟书下，风宪取才难”，述说当时朝廷选任“风宪之官”亦即御史的困难。那么，古代选任御史到底有多么困难，以致张谓发出如此之感慨呢？     

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变迁初探

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复杂多变。先秦时期以规谏为主 ,秦汉到隋唐谏官、御史、封驳官三大体系职掌逐渐分明 ,宋金至元明清谏官、御史、封驳官三大体系回归合一。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是规谏人主的制度 ,而不是御史制度 ;谏官、御史、封驳官三者关系的变迁反映了“否定之否定”、“御史主线”、“对监察官自身监察不断强化”等规律。这些规律的出现与丞相制、三省制、内阁制等中央行政体制的演变密切相关     

试论沈家本的法律思想

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惇。号寄(?),清末浙江归安(今吴兴)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留刑部补官,遂专攻法学。曾任天津、保定知府,山西按察使,刑部右侍郎等职。自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起,兼任修订法律大臣,同时又先后担任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法部左侍郎等职,直至清朝灭亡。沈家本精心搜集我国古代法律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考订。建议废除凌迟、枭首、戳尸、缘坐、刺字,笞杖等一系列酷刑,禁止刑讯逼供,并用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取代《大清律例》;又参照西方及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刑律,研究制订适合君主立宪政体的《大清新刑律草案》     

唐代的御史推弹制度

史学界已经明确,封建监察官——御史有推鞫狱讼、弹劾百僚的职权,却没有注意到这两种职权在唐代已形成了固定的、系统的职事制度.御史推弹制度指御史推按和御史弹奏制度.唐代御史有两种权力,即司法权和弹劾权.御史的司法权表现在御史可以受理、审讯和参与司法机关审判案狱,这在以前的御史是少有的,唐人苏冕说御史“有弹邪佞之文,无受词讼之例,今则重于此而忘于彼矣!”但是,御史审理狱讼之后要上报皇帝或交付大理寺判决,自己没有独立的判决权,最多只能在同大理寺、刑部联合审判案狱时有一定判决权力,因而,御史的司法权     

兴酣落笔的李森先

李森先,字琳支,号滟石.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人.明朝崇祯元年(1628)进士.清顺治二(1645)自国子监博士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为人鲠直敢言,因上疏摄政王多尔衮弹劾礼部尚书、大学士冯铨及其子源淮诸不法状,而被夺官.顺治帝亲正后,览其原疏,认为“所劾甚当”,遂官复原职.顺治十五年,李森先应诏陈言,为流徙诸言官开脱.顺治斥责他“市恩徇情”,又夺官下刑部,议流徙.寻宽免,复原官.命其到河南勘察荒情,不久卒.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称其“屡上疏,论事切直,三下刑部,不少摧折.”     

后蜀孟昶死因试探

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新崛起的北宋王朝以武力征服了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作为亡国之君的后蜀降主孟昶,受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礼遇。入朝后即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等勋衔,并赐第京师,厚加赏赉。然而,这个曾幻想能在赵氏王朝的恩赦下“全躯于今日”的孟昶,却在授官七日后突然死亡。     

一座历史丰碑

在山西稷山马村青龙寺博物馆，高高耸立着一座丰碑。它不仅吸引着众多游客，而且也引起了司法、史学工作者和文物爱好者的兴趣与关注。这是一座神道碑。此碑主人是元初名臣———姚天福，字君祥，祖籍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生前曾任元世祖朝的监察御史、刑部尚书、按察使等职。大德六年（１３０２年）正月，病逝大都，享年７３岁。天福死后２９年，至顺元年（１３３０年），元明宗诏命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直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虞集“徵其世家，行事岁月”，筹备撰写姚公神道碑文。元统元年（１３３３年）顺帝诏命为天福…     

我国御史制度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是世界各国古未有之的一项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设立御史职官,不理庶政,专督各级官吏,“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实为我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一大特色。可是,建国三十多年来,论及这一问题的文章、著述甚少,涉及御史制度历史作用的论述更可谓风毛麟角。笔者认为,研究御史制度的利弊与作用,对于研究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及其法制,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本文试就御史和御史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作一简单论述,以期引起进一步探讨。一御史和御史制度史籍上有关御史名称的记载,最早的散见于周代及春秋战国。战国时,献书多曰:“献书于大王御史。”秦赵会于渑池,亦令御史书事。淳于髡曾云:“御史在后,执法在傍。”那时的御     

清华简《系年》所涉“京师”地望辨析

“京师”本为公刘所居豳地之专名,周初之诗《诗经·大雅·公刘》及西周末期的《多友鼎》《克钟》等金文资料可以为证。及至西周末年，天子所居之宗周镐京始有京师之称，其说始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春秋时曹国之诗《下泉》及晋国铜器《晋公?》铭文可为佐证。东迁以后，作为天子所居的东都洛邑始亦有京师之称，春秋初期的《晋姜鼎》及《春秋》经、传可为明证；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简文两处提及“京师”，学界对其具体地望多有歧说。由两周之际政治形势观之,犬戎寇周后，豳、岐等地处于犬戎控制之下,尚未东迁的周平王要得到东方诸侯拥戴,必须与杀幽王而灭宗周的犬戎势力进行切割,宗周镐京虽经犬戎寇扰损毁,却是最具政权合法性的地方,是以简文“立之于京师”的京师自当指宗周镐京;其后，晋文侯杀携惠王，结束二王并立局面，并与郑、卫、秦等出师卫护周平王东迁以定一统,因其有功而受周王赐命,始得以外诸侯身份参与东迁后王朝政事,与郑武公分政周室,此即简文所说“晋人焉始启于京师”而“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此处之“京师”即指东迁后周王室所在的洛邑而言。     

徐氏父子与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６日，以下不再注公历），清廷发出上谕，称：“所有官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并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著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①毫无疑问，徐致靖是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     

论沈家本“会通中外”的法律观

沈家本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卓越的法制改革家，毕生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活动，建树卓著；沈家本凭借其过人才华，独到见解，主持翻译了大量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引人中国，对中国固有法律进行了全修订。沈家本的法学思想极为丰富，本文仅就其中最宝贵，也最富特色的部分—一“会通中外”的法律观加以评析。沈家本“‘会通中外”的法律观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沈家本出生于国家举步维艰的1840年。这时，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已走到穷途末路，帝国主义用鸦片和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开…     

“竟陵版”《茶经》的善本形态与出版源流

“竟陵版”《茶经》是明嘉靖二十一年所刻的最早的《茶经》单行本.对其仅存的北京国图本(柯乔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杏雨书屋本的四种善本形态进行了比较,并结合其附刻对“竟陵版”《茶经》的出版源流进行了追溯:“柯乔本”为监察御史柯乔授意西塔寺刊刻并由鲁彭、童承叙承揽的官刻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是续用了“柯乔本”原雕版的私人刻本;杏雨书屋本是“竟陵版”《茶经》的万历续刊本.鉴于“竟陵版”《茶经》的底本为“百川学海”丛书本中所录之《茶经》,将“柯乔本”和“百川本”中的《茶经》正文进行了比较,发现“柯乔本”刊刻同时参照过“百川本”中的“华珵本”和“左圭本”两种版本.“竟陵版”《茶经》是历代《茶经》刊行的祖本,在《茶经》流变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北宋前三朝台谏制度述论

宋代台谏制度是我国中古时期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所谓“台谏”，乃御史（御史台官）与谏官（两省谏官、谏院谏官）的合称。自秦、汉以来，御史为监察制度的主要执行者，而御史台是一个纠弹百官、肃正朝仪、鞫治诏狱的事务丛脞的职能机构；谏官职在规谏人君、议论朝政得失...     

睡虎地秦简“都官”新解

云梦睡虎地秦简之中关于"都官"的简文达14处之多,而在所知的秦朝时期的史料并没有关于"都官"的记载。秦简中的"都官"并不是中央京师诸卿部门直接下派的部属机构,而是中央政府直接统属。不仅京师有"都官",地方基层政权也有"都官",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地方"都官"秩级虽然不高,但可以与"县"共同行使经济管理的职权;在京师的"都官"秩级有别,职权也不尽相同。     

元唐兀人刘伯温的家世与仕履

虞集文集中所见的“刘伯温”，显然不是明初爵称“诚意伯”的青田人刘基，而是生活在元中后期的张掖人刘沙剌班。考究后者的生平，其出生在唐兀亦西夏人的官宦家庭，少年入国子监就学，成年后中进士，先后任甘肃行省检校官，四川行省员外郎、西台御史，山南、河东道廉访司签事、内台御史，山北道廉访副使，江浙行省郎中、秘书卿，江西、河南道廉访使、西台侍御史，甘肃行省参政，等，多有善政和文会。其个性的突出点：一生孜孜不倦于问学、修学、劝学、礼学。鉴于河西原是个“多武勇，而少文理”的国度，以“张掖”之刘氏而言，其入元的两代，由入值卫士至入读国子，始武继文，可以说是十分深刻而典型的变化。     

萨都剌年谱(续)

本年八月,萨都剌北上赴京,由南行台掾史,调任燕南照磨。萨都刺《溪行中秋玩月》序云:“御史台奏为燕南架阁官”,萨都刺又有《余新除燕南照磨蒙大名文济王赐采段二端赋诗以谢》,或云架阁官,乃因照磨兼架阁库官。《元史,百官志》:肃政廉访司照磨兼管勾一员,正九品,管勾即架阁库官。萨都刺北上赴任已在八月,故《送观志能分得君字韵志能与余同榜又同南台从事考满北归》一诗有“八月中秋别,三年此日分”之句;其《同御史王伯循时除广东佥事     

评点校本《唐律疏议》

我国学术界期待已久的点校本《唐律疏议》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项硕果,也是唐律研究工作中的一件盛事。《唐律疏议》自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行世以来,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对于这部足以代表中华法系的法学巨著,研究与诠释之者代不乏人。但由于传世既久,刊本滋多,异文纷出,脱误丛生。清代中叶以后,此书的校勘工作受到学者的注意。顾广圻,沈家本、     

晚清司法改革成就及意义

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     

元明散曲二首浅说

张养浩(公元1270——1329年)字孟希,号云庄,元代厉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自幼勤学,被荐为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学正(地方学校学官),后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官。因关心时政,直言敢谏,曾遭陷害,于公元1321年弃职隐居家乡。公元1329年,关中大旱,他被召出任陕西行台中丞,途经潼关,怀古抒情,写下了《山坡羊·潼关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