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比兴传统的建立及对诗歌的影响

赋比兴是前人从《诗经》中概括出来的三种表现方法,后世所谓“比兴”在《诗经》中即指比兴合用和通篇用比,使诗歌具有了含蓄凝练的韵味,具备象征的意义。《楚辞》“比兴”发展为以“香草美人”寄托诗人的审美理想,使诗意含蓄曲折,思想隐晦。从此,“比兴”的传统一经确立,对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一大特色。我们在欣赏古代诗歌时,遵循审美的特殊规律,以诗歌的意象为线索去领略含蓄隽永的韵味,尽量避免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使欣赏更接近诗歌的本来面目。     

诗歌鉴赏的"格式塔"方法论及其原理--古代诗歌鉴赏的"格式塔"诠释

“格式塔”心理学派所提出的“整体性”、“闭合性”、“同构性”等理论主张 ,作为接受美学的心理分支及其原理 ,运用到诗歌鉴赏上 ,不仅可以从理论维度上破解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法则 ,而且可以从审美实践上诠释中国古代诗歌独特的艺术意境。其方法论意义可以探得文学接受的审美真谛。     

以"味"论诗的美学意义

以“味”论诗是中国传统诗学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方法。它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抒情特质的形成、哲理情思的丰富、意境学说的产生和 完善都有着重要的美学意义。文章勾勒了以“味”论诗的嬗变轨迹，阐明了其美学意义，揭 橥了其美感成因。     

儒家"德治"思想探源及其现实价值

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渊源流长 ,以儒家德治思想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儒家德治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面对新的时代 ,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态度挖掘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有益价值 ,丰富“以德治国”的思想内涵并推动这一思想的顺利实行     

刘勰论"味"蠡测

刘勰认为作品是情理与文辞的统一 ,“味”是作品带给读者的感受 ;“隐”的表达产生“味” ,“味”即情意的含蕴丰富 ,体会不尽。“隐”是将情感蕴含在艺术形象即景物描写中 ,通过言外之意委婉传达 ,达到“物色尽而情有余”。刘勰的论述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创作追求情景浑融、情意无穷的审美建构和广阔深邃的艺术境界 ,也影响诗歌批评探讨总结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 ,是中国诗学意境理论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儒家“思无邪”论与古代讽刺诗真美观

儒家的“思无邪”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真美观的理论基础”、“真美标准的观照线”、“真美观嬗变的流向”三个方面揭示了“思无邪”论与中国古代讽刺诗真美观之间的关系；强调指出，既要看到“思无邪”束缚创作思想的负面影响，也要实事求是地评估“思无邪”审美观对中国古代讽刺待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佛教对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积极影响

佛教在形式、内容、题材、意境等方面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许多优秀古典诗歌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佛教佛理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     

论司空图的“韵味”说

唐代司空图“韵味”说的提出,解决了诗歌的表层题材和深层意味之间的关系问题。“韵味”说把诗歌分成了韵、味和致、旨两个层次,韵味的实现要求诗人在进行创作时努力追求诗歌的“醇美”,接受者在阅读诗歌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地领悟和创造,韵味的实现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古诗词曲英译中的文化——燕子意象的翻译

文化意象由物象和寓意两部分构成。它是一种文化符号,以丰富的寓意、深远的联想向人们展示诗歌的意境。古诗词曲中燕子意象的翻译技巧与方法,向译语读者展现了诗词文化意象的内涵以及诗歌的韵味。     

数量词的模糊化语义与古汉诗英译分析

在古汉诗中数量词的使用是一种常见的语言表达手段, 其模糊语义往往比准确的数字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分析了古汉诗中数量词的模糊化功能, 提出了古汉诗中数量词不仅可以通过模糊语义突破诗歌意境的转化, 也可以利用数量词叠加突显古汉诗神奇的审美艺术效果。同时, 数量词的模糊化语义还能够充分解释古汉诗语言形式的组合和聚合关系的偏离问题。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注意挖掘模糊化数量词背后所隐含的诗歌前景化语言, 并再现与原诗等值或近似的审美价值, 以突显作品的特殊效果或意义, 增强诗歌翻译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药名诗源流、批评及药名入诗论梳评

药名诗诞生于风骚传统,并受医学著作诗化的影响,是中国古代乐舞诗治疗功能延伸增殖的结果.它的发展、功用展示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强大的生命力和兼容力,伴随着人们对中医和文学关系认识的增进,药名诗作为雅正传统之一脉,应受到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对药名诗的理论批评和争论,是对古代诗歌理论和批评的有益启示和补充.药名、医理进入到诗论中,使诗论呈现出一定的医理化特征.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万汇竟流 一趣同归——对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的一点看法

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存在着许多分歧 ,彼此互相攻诘 ,相持不下。如何评价不同观点和理论流派之间的斗争 ,是研究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史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联系诗歌艺术的创作过程 ,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都可归入“教人作诗的理论”和“教人作什么诗的理论” ,进而指出相互分歧的理论事实上并不矛盾 ,而是相辅相成的 ;同时 ,本文还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理论体系的构成 ,发表看法 ,力求能更好地说明问题     

桐城派的“因声求气”

刘大通过总结古人学古的经验,总结出“因声求气”的学文方法,强调通过熟读吟咏古人的作品领会古人的神气,使“义法说”具体化,为中国的古文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姚鼐在学习刘大的基础上,深入发展并系统化了“因声求气”的理论,提出了学古的“死法”与“活法”,把诗法与文法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这一理论更具有可操作性。     

成事与成诗——中国古代技术范畴的形下与形上双重指向

中国古代技术范畴在语用上表现出成事与成诗的双重指向,物性技术被设定为人通达其诗意栖居的路径,技术与诗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由此被历史地建构起来,诗主技次的基本格局,以及和谐的技、诗关系者由此得到生成。中国古人对于世界诗性的价值认识,也在技术范畴的这种语用中得到充分地展示。     

“六法”论之“气韵生动”阐释

“气韵生动”不是具体技法，怎么达到，因所长而异；“气韵生动”与其余五法不存在包容关系，但互有联系。     

汉语古诗词中的话语轮换及其翻译

中国古诗词由于体裁的限制，人物对话往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跳跃性，读者在阅读汉语古诗词时必须弄清作品涉及到的话语角色，识别并补充沉默话轮，这对还原文学作品中人物会话的整个结构，充分理解言简意丰的汉语古诗词致关重要。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的表达偏重意合，这种表达方式导致汉语古诗词中的不少会话角色关系呈隐性，读者需通过上下文逻辑推断，才能理清话语角色、会话相邻对、话轮沉默等。在把汉语古诗词翻译成偏重形合的英语时，一般要酌情增加表明会话角色关系、会话相邻对的词语，甚至补充沉默的话轮，并采用直接引语形式，使译文话轮结构清晰，会话关系呈显性。     

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翻译选材及策略

郭沫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代巨匠,也是诗歌翻译和创作领域的先锋泰斗。他不仅开译诗浪漫主义之先河,更创造性地提出＂风韵译＂和译者主观感情投入等诗歌翻译策略。从诗歌翻译的特点出发,探讨时代背景和个人情感对郭沫若翻译选材和策略的影响。     

诗歌语言思维的特质及生成的幻变

汉字的思维深刻地影响了诗歌语言的思维特征,使诗歌重象及象中之意,并借重语言获得深厚的韵味。而汉字一旦成为诗歌的语词,便受诗歌艺术性的制约而具有灵动的变化、无限的发明性和生长性,演绎出无穷的诗意。其组合形式的多样,显示出语词的弹性和张力,导致诗歌意蕴的不同,并使诗歌的语言在转化和链接中,诗美得以增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