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下)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上）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史料论略

本文首先提出了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并对中国古代史狭义史料即文字史料的种类、特点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分析。接着 ,论述了文字史料在形成过程中出现错舛的种种表现和致误原因 ,指出考证史料的正误和价值大小 ,是正确运用史料的前提。最后 ,介绍了考证史料的一般方法 ,并指出利用目录学、版本学、避讳学、校勘学等其他知识鉴别史料的重要性。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论史学方法体系的重建

中西学术思想及其史学观念的新进展 ,为我国史学方法体系的重建提供了理论前提。以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李学勤等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典型的具体历史研究 ,既为重建史学方法体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又启发我们必须把跨学科方法作为史学方法新体系的中心内容。在跨学科方法中 ,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之外 ,还应对人文学科的方法给予特别的重视。     

论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及史料学派的代表性话语之一,反映了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史料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时过境迁,因其固有的片面因素,它的价值似乎也受到了漠视.本文拟就其提出的具体背景、价值及局限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论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

傅斯年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术巨人,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勇敢的涉足政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主义意识;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三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正如其性格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但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值得后人深思。     

史料的钩沉、考证与抉择——《陶行知年谱长编》编撰手记

通过对史料的钩沉、考证与抉择,《陶行知年谱长编》试图还原出一个全面真实的陶行知。《年谱长编》将陶公一生的著作、诗歌和书信"择要摘录,分年编入",不仅可以让读者对陶公一生的思想发展脉落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还可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触摸到一个生活的、真实的民国教育大师。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

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网络史料的优势及应用方式

瞿林东认为,前辈史家在对待史料方面的一些见解、方法和经验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主要表现在重博闻善择;重分析辨析;重金石之学与二重证据;关注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史料;以及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等五个方面。张连生对“史料”定义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所谓“史料”应当是指“反映某一特定历史事实的原貌的材料”,它有特定的材料范围,而不是任何一种历史资料都可以充当的。游彪专就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和解读方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金石文字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使用者在运用金石文字时必须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意蕴。陈述则对网络史料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网络史料具有过去任何史料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容量,可以涵盖实物史料、口碑史料、文字史料和音像史料等,通过互联网,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流动的图书馆,而且它还具有快速、便捷、省时等特点。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主持工作。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宗旨指导下,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很快选定了研究课题,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心理史学方法与唯物史观关系探讨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传统上认为,心理史学方法作为一种＂唯心＂的研究模式,与作为史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本文通过梳理心理史学方法学理发展过程,并从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物质实践活动＂入手,探讨心理史学方法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唯物史观需要用心理史学方法来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心理史学方法需借助唯物史观来解决自身的缺陷。二者相互结合,可以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傅斯年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傅斯年与吴晗

傅斯年(1896 -1950)与吴晗(1909 -1969)两人的交谊史,启始于学术相知,终结于政治相异。透过描摹两人的情谊历程,可以为傅斯年这位一代学人的人际关系提供个案的观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游往来加添一个历史的注脚;傅、吴之间从情生义结到谊断恩绝的历程,亦或可以个案样态显示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     

傅斯年与齐鲁文化研究

傅斯年先生是齐鲁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几乎涵盖齐鲁文化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齐鲁文化渊源的研究、对齐鲁学派的评析、齐鲁文献的考证以及齐鲁文化历史地位的评估等。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比较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这些都给后来的齐鲁文化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和借鉴。     

论傅斯年的“新潮”文化思想

傅斯年的“新潮”文化思想是五四新文化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倡导汉语改用拼音文字、致力改造国民劣根性等三个方面 ,可以勾勒出他在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脉络。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一则电文考证

历史论文的写作是靠史料支撑的。因此 ,充分地占有史料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史料的真实、可信是正确运用史料的基本前提。本文针对《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存在着的错误史料 ,为避免以后继续误用 ,通过大量的原始文献进行详细的考证 ,指出将冯军统错误地当成冯德麟的致命谬误 ,并考证出各个参与通电者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文化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化贡献 ,具体表现为他在白话文理论、汉语拼音化方案、国民劣根性批判等方面 ;他在史学科学化、学科规范化方面的贡献是不仅提出了建构科学史学的概念和理论 ,而且还具体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学术群体的集体攻关 ;他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 ,具体表现在五大教育理想的提出以及强调做人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观念上。傅斯年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不在于提出系统的理论 ,而是典型地表现在其前卫的观点、创新的意念以及敢为人先的勇气等诸多方面。这位兼通中西学、自由主义思想浓厚的学者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     

在生存需求与浪漫爱情之间--对萧红与萧军及端木蕻良关系的几点考证

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的感情纠葛历来被当作文坛趣闻广为传诵,他们之间的浪漫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对观念的演绎和对潮流的趋从往往使研究者忽略掉萧红的真实遭遇和处境,从而漠视了她身上朴实自然的人格因素和生生不息的人性力量。本文用史料考证的方法,通过文献材料的爬梳与辨正,通过文本的细读与分析,旨在对萧红真实的情感历程予以重新勘察。提出“二萧”结合并非因为爱的缘故,他们走到一起更多是因缘际会、出于现实考虑和功利需求;从更为具体现实的因素,如身体的健康状况、家庭暴力、“婚外情”等方面考察萧红与萧军分手的必然性;进一步分析萧红缘何不顾众多朋友的劝阻,执意投向端木蕻良的怀抱的深层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