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明星化”的表现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随着文学时尚化、流行化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明星化"现象出现于文坛。它一方面使文学与大众日益密切,促进了文学的丰富与繁荣;另一方面却使文学过分的与商业结合,造成了文学内在性缺乏和作家自主创作个性的丧失。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政治化趋向语境中的"远离政治"--论30年代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的政治倾向

中国 2 0世纪 30年代文学的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 ,使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有着显明的政治化倾向。现代派作家施蛰存企图远离政治 ,注重文学的超功利的纯美学价值 ,在创作上另辟蹊径。然而事实上 ,施蛰存不仅没能远离政治 ,反而陷入政治的旋涡。所以 ,他在创作和文学事业中都体现出思想的矛盾性 ,并由此带来痛苦和困惑。     

试论解放区小说叙事视角的内在悖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已经成为公论,在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外在的环境注定了作家经营文学的艰难历程.解放区的一些作家丰富的思想与政治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龃龉,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叙事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文章试图在解读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基础上,考察作家自我与革命书写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中表现出来,并使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反.     

试论解放区小说叙事视角的内在悖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已经成为公论,在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外在的环境注定了作家经营文学的艰难历程.解放区的一些作家丰富的思想与政治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龃龉,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叙事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文章试图在解读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基础上,考察作家自我与革命书写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中表现出来,并使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反.     

论三十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历史原因

本文是作者《左翼青年作家创作论稿》中的一章。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形成的左翼青年作家群,是左翼文学运动中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支文学新军。他们的兴起和发展,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怀,以及青年作家们自身的生活积累、艺术索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即从上述诸方面论述了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原因,及其对三十年代文坛产生的积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

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被压抑的族群身份认同逐渐复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对各族群文化的自觉追溯与探寻。这一文化寻根现象最初显现为文学表述空间由政治转向文化,后在寻根文学思潮影响下寻根意识与现代意识得以强化,又由于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潮流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成熟。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历史、政治与文学想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的一种写作姿态

当代政治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之一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而是作家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把当代政治运动中诸多历史事件纳入文学的叙事.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主要澄清当代政治运动的概念,深入理解当代政治运动与文学的紧密联系,洞察作家如何叙事当代历史与政治,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一种经验表述和审美重建,是对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历史意识地准确把握.     

西晋作家群落对文学风格特色的影响

西晋文坛存在着多个作家群落,这些作家群落多是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或世族文人为核心,其成员依附于该类人物并围绕其进行文学活动.这样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为核心,集合了大量文坛精英而形成的作家群落在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西晋短暂统一、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作为社会中强势群体的作家群落更有能力将他们的生命体验和内心情感以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活动方式传播下来;更有能力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倾向、文学观念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旋律,进而影响到那个时代整体的文学特色.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艺海弄潮儿与革命旁观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京剧文化生态及其原因初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构成了众多复杂文化现象.其中,大上海京剧作为最成功的文化娱乐产业成为艺海弄潮儿的同时却又与时代思潮若即若离,成了革命旁观者,是众多复杂文化现象中突出的一个.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它既与上海的城市开放、经济发展有极大关系,也与京剧艺术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构成了一个审美壁垒有关,时代思潮、消费市场、艺术形式既使它走上繁荣,也有效地阻止了它被革命风潮所改造,正是在这种文化生态下,这一艺术国粹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夹缝中的存在——施蛰存在30年代文学地图上的位置

在1930年代的文坛上,施蛰存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像京派那样在自然生命中寻找生存的价值,也不像海派那样沉迷于物质世界,同时也拒绝革命文学对未来的展望。他在乡村与都市文化的时间差中确定自己的文化定位。     

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

萧乾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也是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以这个刊物为依托,组织起了一支强劲的书评队伍。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证明了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与影响。并有力地传递着京派作家的文学理念,即保持文学独立性,坚守“独立”和“公正”的批评原则。     

“文学中心”的转移与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何为文学的“中心”?一定时期文学的“中心”又藉何得以形成?文章通过细致的梳理,指出在新文学的第一、二个十年,北京、上海曾作为文学的“中心”,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文章更把眼光投向1940年代,考察从1938年左右开始,由于大批作家奔赴延安,使文学的“中心”在建国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西移,并以此为“契机”,在延安解放区“新”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直接规定了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文章以“史”为证,力求客观、冷静,对20世纪中国文学在特定时期的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京味小说

京味小说实际是北京市井味小说,其京味在于以独特的京味语言描绘出北京的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和文化性格。京味小说萌生于清末民初的北京报人白话小说;20世纪20年代以来,老舍从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和文化性格诸方面对北京四合院文化进行了深刻揭示,标志着京味小说的真正诞生。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代的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等继承发展了老舍的四合院文学;80年代中后期以来,第三代的王朔等以大院文化视角描写北京市井生活,开辟了京味小说的新生面。     

论清末民初上海演艺界“男女合演”的产生

上海是中国近代商业和时尚文化的中心，清末民初，京剧“坤班”、女子新剧团以及“男女合演”现象相继在这里兴起，这既是戏剧和电影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上海社会风俗与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传统乡村文化觉醒者的价值选择--论20世纪初乡土小说中知识者的"乡村批判"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土小说作家,既带着乡村文化的气息,又烙着都市文化的印记.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回望故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乡村中国,发现它的落后与野蛮,并探寻着其历史和文化根由.随着他们对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接受,加之部分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这些乡土小说也传达出了现代知识者对改造乡村中国"贫"与"病"状的方式选择.     

上海与近现代转折期的日本文学——以芥川龙之介与横光利一的文学结合点为中心

1927年,芥川龙之介之自戕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日本文坛。作为新生代作家,横光利一继承芥川遗志远赴上海,以探索超越唯有“发狂或死亡”的狭隘文学,建构充满生命活力的新的日本文学,长篇小说《上海》正是横光苦心探求的结晶。芥川、横光分别作为拉上日本近代文学帷幕与揭开现代文学序幕者,二者的文学接合点“上海”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深刻意义。通过论述上海的这段历史,寻求深入思考文学文化问题的新的契机。     

论左翼川籍作家文学创作的独特性

巴蜀地域文化给左翼川籍作家烙上了"巴蜀印",使其倾向于描写巴蜀乡土世界,喜欢以自己熟悉的人物为原型,真实地刻划人物,将政治意识、阶级意识和文化意识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左翼文学中的独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