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行政伦理的价值重建

随着人类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行政管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官僚制行政模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运行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技术性体系,所体现的是与近代资本主义一道成长起来的工具性理性原则,并以科学和技术的名义,将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出去。在实践中否定了人性、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主体精神等伦理文化因素。20世纪后期,官僚制行政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官僚制的适用性受到普遍的质疑。行政伦理也正是在对官僚制的反思中获得有力推动的。一、官僚制行政的价值缺失威尔逊和古德诺等人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原则,成为官僚制行政的逻辑起点。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1]可见,传统公共行政学把公共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技术领域,而把“价值”与“德性”领域归于政治。因此,在传统公共行政中,效率成为行政存在的主要理由和“价值”标准。官...     

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官僚工具理性与官僚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官僚制的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应用到中国应当慎重。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我国公共行政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某些合理内容。     

超越官僚制:新公共治理的原则与架构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论遭遇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批评,古典行政思想面临巨大的危机,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酝酿并试图成为新的公共行政思想的主体.这些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包括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体制公共治理理论、盖伊·彼德斯的未来政府的四种模式、简·莱恩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等.因其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摒弃或者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倾向,都可以称之为后官僚制理论,或者后官僚制时代的治理理论.后官僚制时代的公共治理体现了服务、竞争与契约主义原则和多中心制的架构.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比较研究——兼论其在我国的适用性价值

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整体性治理进行了比较分析,寻找公共管理领域的一般性原则与价值。结合我国的发展现状,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官僚制、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核心、整体性治理的协同与整合理念都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三维视角下公共行政价值及其辩证解析

公共行政从官僚制纯理性的效率观,到针对官僚制的弊端推行非政治化和企业化的新公共管理,对效率的追求是作为"公共部门之至高的善"。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背景和当前西方国家推行"善治"型政府理论下,效率不再是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应"强调在效率、理性的公共服务提供     

浅析古立克异常学说与西蒙理论对官僚制的挑战

公共行政的传统模式——官僚制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遭遇到了古立克异常学说与西蒙理论的挑战,这种思想上的碰撞预示着传统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反映了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脉络。     

新公共管理改革研究

传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公共行政模式存在僵化、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等缺点,因此新公共管理改革席卷了整个西方社会。研究、借鉴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对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与道德:行政权力道德化质疑——对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的阅读与商榷

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在对现代官僚制的批判性研究中,针对行政改革的基本问题,对"超越官僚制"的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对官僚制的种种弊端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理论结合实际地探讨了行政权力运行中的主体性、行政人员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等问题。特别是作者正确地指出,在公共行政中必须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主张。但是,该书中关于"公共行政道德化"、"政府道德化"、"社会秩序的道德化"等提法,又是值得商榷的。     

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

在民主化的浪潮下,人们普遍反思官僚制,关注和研究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官僚制悖论与民主悖论、官僚制与民主之间情结的考察,可以发现官僚制和民主都无法独自存在于当今国家政治体制中;通过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演进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凭借民主因素对官僚制加以修正、完善和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因而,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它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实践。     

服务型政府：公共性的本原价值回归

从哲学的、伦理的谱系来认知公共性,挖掘出确立于公共性最深层次的情境道德与行政价值,使新公共服务理论获得了超越传统官僚制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耀眼光辉。我国的行政改革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范式为镜鉴,也已走过了三十个春秋。回顾与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贯穿于行政改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公共性的不断凸显,服务型政府的兴起正是政府公共性的本原价值回归之应然逻辑与实然诠释。     

对人性预设与公共行政思路的评述

传统公共行政学借用政治学的观点,对公共行政人员作了性“恶”的预设而强调规制;公共选择学派依据“经济人”假设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部门。以德行政构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超越官僚制、推动公共行政发展的需要。“公共人”假设是以德行政形成的人性基础。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重建公共行政的道德秩序

公共行政实际上是公共价值与道德不断凝结和实现的过程,公共道德在公共行政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元叙事意义。公共行政道德之于公共行政,不仅赋予其合法性,还能够促进其行动上的合理性。现代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同公共行政道德的失序有直接的关系。重建公共行政的道德秩序需要在扬弃现代主义的同时,为公共行政重新注入公民性、他在性、平等性、责任性以及理性的道德内核,并沿着"德化的制度—道德法典化—德性教育—授权参与"的路径加以推行和实施。     

公共行政道德化: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观的现代价值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和经济为核心价值。新公共行政学派强烈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经济观,认为必须把社会公平引入公共行政中去,并作为其基石和核心,才能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公共行政道德化是社会公平的现代启示,它包括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两个维度,包括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4个基本意涵。     

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信念

对于公共行政来说 ,近代发展起来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和体制 ,是一个责任中心主义的体系 ,它在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原则下 ,片面追求行政责任的制度化设计 ,忽视了行政人员的信念以及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道德责任 ,以至于官僚制在今天已经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其实 ,任何责任都是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的 ,只是有了某种信念 ,人们才会产生相应的责任意识。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理念中 ,包含着对“德治”的强调 ,它的现代合理性就在于突出了行政人员的信念因素。公共行政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 ,政府的体制设置和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建立在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基础上 ,只有这样 ,政府才可能成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公共行政体系。     

人性预设转变与公共行政理论变革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对公共行政领域渗透的产物.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性恶论假设是新公共管理形成的理论基础.性恶论假设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公私利益的冲突,而经济人假设下的新公共管理强调公私利益的和谐,主张以激励兼容而非规制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为政府摒弃官僚制、建立市场驱动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方向

官僚制是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它与工业社会的特点相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行政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工业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官僚制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加之西方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官僚制愈益不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于是,以政府的企业化管理为特征的后官僚制,逐渐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趋势     

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运势论析——后工业社会的维度

尽管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曾因摒弃价值理性而深为后行为主义乃至新公共行政所诟病,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与极力张扬工具理性的工业社会以及官僚制相一致的优势地位.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不俗本领为标榜的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再也难显昔日辉煌,其式微几乎不可避免,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公共管理的发展终于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复苏.     

解读官僚制“悖论”与中国的抉择

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众多问题。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笔者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摈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在反思官僚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