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教育的收益率与外溢性分析

教育不仅影响农民的个人收入,还对农民所在群体的收入产生影响。利用中国十省百村的一手调研数据,可以从教育收益率和教育外溢性两个维度探讨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1)教育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作用大于对农业收入的作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农民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提高4.28% ,非农收入将提高5.61%。(2)无论是农业收入还是非农收入,男性的教育回报率均要高于女性。男性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增加4.85% ,非农收入将增加7.18% ;受教育时间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3)农村地区教育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同村邻居平均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6.21% ;同行业的农民平均受教育时间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8.13%。     

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中国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其中,绝对收入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与之呈倒"U"型关系,相对收入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受教育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且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这些结论对政府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人力资本积累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影响——基于大连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大连市834名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采用定序Pr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流动初期,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收入上升效应随着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培训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加强对农民的正规教育投资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回报的重要途径。     

农户贫困脆弱性与人力资本特征

利用2016年秦巴山区68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和人力资本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OLS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和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脆弱性农户和非脆弱性农户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十分显著,比贫困和非贫困农户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劳动力健康、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都会显著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工作经验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均呈现倒U型特征;劳动力健康对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影响最大,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劳动力健康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逐渐增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大,有助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调查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可了解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平感知,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之间的关系。财政透明度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知有显著影响,两者之间呈正U型关系;当财政透明度低于55.17时,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会降低公民的社会公平感知;当财政透明度大于55.17时,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会增加公民的社会公平感知;受教育程度对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财政透明度对不同地区公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而言,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之间呈显著的正U型关系,对西部地区而言,这一正U型关系则不显著;财政透明度对不同群体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之间呈显著的正U型关系,对高收入群体而言,这一正U型关系则不显著。①     

贸易开放、城镇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82—2012年我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检验和VAR系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贸易开放、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贸易开放之间是“U型”关系,与城镇化之间是“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正处于两个“U型”曲线的右侧,政府一方面应慎行贸易开放政策,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保障城镇化质量,另一方面要统筹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制造业结构变动对收入差距动态影响的经验研究

推进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仅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客观要求,也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的迫切需要。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支撑我国工业化的生产要素条件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寻求以往制造业发展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国制造业升级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供经验借鉴:从全国看,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与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制造业结构变化超过了临界值,具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分省区看,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经验估计表明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与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也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在部分地区制造业结构变动对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具有扩大效应,但是这种扩大效应正在衰减。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内部分化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5年我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增长效应和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等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农民;城镇化有助于壮大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会加剧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在此基础上,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对职业农民培训、不断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力度等视角,提出实现农民收入协同增长的对策。     

个体能力对进城创业选择的影响——基于2013年CGSS数据的分析

劳动者个体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形式的选择。基于2013年CGSS调查数据分析可知,个体能力中的智力能力因素对进城劳动者的创业劳动形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个体能力中的体力能力和关系能力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水平对进城创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其中,智力能力因素与进城创业劳动形式的选择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当进城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达到7.67年时,进城创业选择的可能性最大;当进城劳动者的工作年限为26.57年时,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最大。无论是基于促进进城创业"遍地开花",还是促进进城创业"顶天立地",政府在鼓励和扶持创业的过程中,需要对进城创业者进行智力能力提升的培训活动。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基层人才队伍质量,也影响着农民生产生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面板数据,分析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并且在农民收入多元化发展和农民群体内部异质性并存情况下,村主任增收渠道和效应产生了不同的受益群体,能够显著增加种植大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和低收入农民家庭的人均非农收入。在山区等信息封闭的地区,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对农民家庭收入及结构影响更明显,能增加山区农民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减少其人均救济低保收入。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对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农民家庭分类施策、因材施策,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与减少相对贫困、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针对江苏南部地区创造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功经验，介绍了使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和举措。这些制度和举措是：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解决农民工的居住、妥善安排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由典型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引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对策，这就是，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底线，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标志。     

“准新闻业者”阅读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阅读量和新闻能力存在正比关系,许多新闻业者新闻能力不强,尤其是一些非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准新闻业者＂）在新闻工作从业实践中难以适应,原因是其阅读量不够,这与其多年来所受教育的内容、知识结构、社会影响等多种因素有必然的关系。正确认识＂准新闻业者＂法定学历和新闻能力不相称的真正原因,采取相应举措,增强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以及改革现有的教育方式,以法治教。     

农民“散工”城市社交网络研究

以贵阳"背篼"为例。"背篼"是一群为生计离开农村到城市靠出卖体力谋求一点非农收入,用以维持家庭生活、农业生产、孩子教育等开支的农民。在城市中,"背篼"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圈中,有着自身明显的外在特征,他们所建立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同质群体"的圈子。     

当代中国农民工幸福感的二维度量

近年来,国家对国民幸福感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要和谐,首先必须实现人的和谐。农民工作为连接城 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的纽带,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本文以农民工幸福感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二维视角探讨影响农民工 幸福感的原因。其中,主观原因主要是自我认同度低、缺乏归属感、存在攀比心理等,客观原因主要是待遇低、欠薪严 重、维权艰难、子女入学难、赡养父母等。要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需要内部发力、外部助力共同作用,通过改变农民 工心态、加大教育培训、提高法律意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予以解决。     

农民工收入的人力资本回报与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研究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对农民工收入的教育回报率和工龄回报率的分析,说明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怎样的影响;二是讨论如何建立更加适应农民工需求的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加强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本文对开发与利用农民工人力资源提出若干建议:加强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使其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经济收入,适应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加强对农民工(特别是对低收入农民工)的基础性教育培训,推动教育公平;加强适应农民工需求的教育培训,促进农民工的全面发展。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s income and their human capital,and has implications to strengthen schooling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training for migrant workers.The study compares educational repayment rate among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shows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with low contribution rate.The educational repayment rate of migrant workers is lower than urban residents.Working age hardly influences migrants income,while for those with hig...     

论舞蹈专业的现状与育才之道

舞蹈是一种精神理念和综合素质的体现。育才过程归根结底是促进人的成长、培养学生构建起自己的思维特点和认知方式的过程。剖析90后舞蹈专业学生的成长环境、升学环境和教育环境,有利于找出学生无心向学的根源,探讨以创新教育为核心,给学生插上梦想的翅膀,坚持训练,感悟生活,忘我表演,让育才过程变成享受的天堂,开拓乐趣与生机并存的育人之路。     

义务教育法对我国居民教育和收入的影响

根据2005年吉林省的微观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我国居民教育和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使得我国居民受教育年限增加0.3年左右,使得农村8．0％左右潜在退学者和城镇2．2％以上潜在退学者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进而使得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高中教育普及率增加2．5％和6．9％左右。这说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于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没有改变农村居民和城镇女性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但使得城镇男性高中学历人口年均教育收益率增加了4．5％,说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仅对城镇高中学历居民的收入起到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日渐发展壮大,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由于身份不被城市接纳和对乡村的不认同感,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运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方法,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的结构维度,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创业动机,经济性动机、社会性动机和成就性动机往往交织在一起,并随打工经历、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和方向性。据此提出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创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环境的政策建议。     

童年期留守经历的情感补偿与代际效应

留守经历如同流动、贫困、创伤等其他童年期经历一样,对个人来说影响深远,无论是对个人成年前的短期影响还是成年后的长期影响,都不可忽视。然而,学界多关注留守经历的短期影响或当期影响,对长期影响的调查研究还很缺乏。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19个城市2 385名80后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童年期留守经历会引发强烈的补偿效应,却不一定产生代际补偿效应,而留守的代际传递效应也未获证实。不过,后两种效应外在的不显著也可能缘于其他因素的遮蔽,或是两种效应反方向的作用力相互抵消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