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哲学的复兴及其原因

杜威哲学自上世纪 70年代以来在北美学术界受到了重新重视。文章认为 ,杜威哲学之所以重新受到重视 ,有三个主要原因 ,即美国哲学发展的现实 (分析哲学在美国的境遇 )、杜威哲学思想中的社群主义理想以及杜威思想中曾经被人们所忽视的语言哲学观。杜威哲学在本世纪仍然会成为美国哲学界学术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契合性审思

"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与"天人两分"的西方哲学在思维路向上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思维路向上的"拒斥",使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路向上相契合。首先,两种哲学在主张"一个统一世界"方面,即世界"统一论"方面具有契合性;其次,两种哲学在阐释"人的生存尊严与价值"方面,即"主体性"的正确理解方面具有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底蕴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融、相通之处.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阴阳流转与"否极泰来"的辩证思维传统、"知行之辨"的认知论传统以及"重民"、"大同"的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整合的"契合点".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从起源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转出来的。这一转出,以十月革命胜利与五四运动为契机,在思想层面上经过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个环节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与中国道路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起点。第二个环节是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究唯物史观。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了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第三个环节是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陈独秀在世界经济、政治变动的平台上,联系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三个环节上凝练出中国道路的内在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中庸哲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中庸＂、＂和谐＂系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中庸思想博大精深,蕴含着浓郁的哲学原理,充分挖掘运用其积极因素对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科学与理性的名义:新文化运动中的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时期,海克尔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中文,他的学说被当作"科学"与"理性"的化身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新派人物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重要思想武器.但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思潮转换的影响,海克尔的学说也曾饱受讥评,其影响也逐渐退出了中国思想界.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遭遇,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两个阶段在学理层面上的不同取向.     

杜威哲学的改造与现代哲学的转向

杜威哲学的改造,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展现了西方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他以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作为切入点,批判认为世界是终极至上封闭的世界这种形而上学世界观,并以达尔文进化论应用在哲学上。主张心物同源、主客一体、反对主客分立的二元论,批判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提出新的经验论,以行动、实践为中心,认为经验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人对环境的主动改造作用。哲学的改造要求哲学家从象牙之塔走出来,促进社会哲学与道德观念的变革。正确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个人与制度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是社会哲学的重要问题。在道德观念上,认为所谓永恒不变的适用任何场合的至上的"善",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善的目的只有通过"做"来实现。道德价值观应扩展到自然科学中去。推崇功利主义道德观。     

杜威教育哲学的现代意义

杜威(John Dewey,1858～1952),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的不断改造",教育过程中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要以学生为中心,让他们"做中学".杜威还提出道德教育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杜威的这些教育哲学思想对当时的美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探究概念在杜威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探究”是杜威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以看作是杜威思想的核心方法论,用探究概念来建构杜威的思想体系,可以把杜威在形而上学、语言哲学、知识论、逻辑思想等相邻领域的理论整合起来,这样能够比较全面地展现杜威在这方面的思想全貌。杜威的“真理观”、“发生学方法”、“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操作主义”等也可以纳入到这体系之中来进行探讨。     

杜威对古代哲学的发生学解读

出于诊疗时代征候、批判实证主义并重建哲学的目的,杜威以发生学的方法来解读古代哲学。在《哲学的改造》中,他从社会学角度历史地阐述了古代哲学形成的社会条件,揭示了本体界与现象界二重划分的秘密;在《确定性的寻求》中,他又从心理学角度历史地阐述了古代哲学形成的心理情结,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根由。杜威对古代哲学的批判性解读,启示我们去关注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原初关联,以及它本然地所担负着的价值使命。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演进及影响

后现代主义及其思想的发展对哲学思考方式和文化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化及其孕育的价值取向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解构,反对现代化的消极成果,同时后现代主义也从否定性、批判性的视角,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和思想方法,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后现代之后,仍然是对传统的不断解构与建设。     

船山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影响及历史作用

船山思想在晚清的传播与昌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作为觉醒民族的一面思想旗帜,曾积淀和集合了一种自强不息、死而后生的民族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本土文化破块启蒙的一道醒目的思想风景线。其思想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船山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维新斗士,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躯,他们高扬船山学这面思想旗帜,最根本的是在于船山学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所在,又是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发展的基本内核。在晚清国…     

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兼论如何对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当成研究基点.在经验层面,"乡土中国"变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构成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起点;在理论层面,"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现象的最好的"工具",现实经验成为"乡土中国"的注脚.在此意义上,"乡土中国"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他者",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只有突破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的限制,在正确地对待费孝通学术"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吸收和批判既有的学术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英国政府的"一个吵闹而多嘴的朋友"——《泰晤士报》对列强侵华活动的报道及其影响(1897-1899年)

英国《泰晤士报》有关中国晚清时期的大量报道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珍贵史料。本文以该报有关1898年前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活动的报道为例,指出这些报道不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须注意的是它代表的公众舆论力量当时已成为影响英国政府有关决策的一大因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云南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地位

本文从政治、经济、生态三个方面,就云南在国家西部开发中的战略地位进行了系统分析.文章认为,云南的开发,有利于拓展未来国家的生存空间,有利于稳定西藏局势,有利于西北国土资源的开发从而有利于国家人口和经济布局的调整,有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国家参与全球生物高新技术的竞争,有利于内需的扩大,有利于保障南部中国的生态安全.文章最后就云南省委、省政府应采取的相应对策提出了若干建议.     

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中的传播及其影响

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中的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哈萨克游牧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具有其特点,伊斯兰教对哈萨克的社会文化影响巨大,改用了阿拉伯文字,文字作品打上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字的烙印.     

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

黄宗羲及其清代浙东学派,以经史之学特别是史学称著于世,这与其研治并力倡科学是分不开的.黄宗羲在科学上也涉猎极广,特别是天文历算成就相当突出.本文首次对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发掘,并探讨了其天文历算造诣在其经史之学中的具体应用.     

默会知识理论及其教育启示

默会知识理论是英国哲学家麦克尔.波兰尼提出的。这个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知识的理解产生了巨大改变。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走出了哲学的范畴,在很多重要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在简要介绍默会知识理论主要论点的基础上,就其在教育上产生的重要意义作初步论述。     

论人的全面发展——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精神体会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作者依据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精神,论述了玉溪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改革为动力,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积极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     

论经济犯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经济犯罪呈不断上升趋势,为了保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将一些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经济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是必要的。但由于经济犯罪具有很强的时空相对性,我们也应针对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将一些不再符合犯罪化标准的经济犯罪及时地予以非犯罪化。所以,在现阶段有关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上,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实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标准、界限,走一条以犯罪化为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同时并举、双管齐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