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与变迁——历史线索、现实境遇与建构趋向

党-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关联是研究当代巾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结构变迁的一个必要路径。伴随“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次模式转换，当代中国的党-政府-社会的三方关联也经历了“相对分立-同构（两次亚结构变迁）-分野化”的四次结构变迁，总体上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历史线索。新阶段中国党政社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演展通道，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必须直面的现实境遇。探讨党-政府-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建构趋向，意义重大。     

1949~1976年:中国社会结构转换中的意识形态取向

1949~1976年,中国的社会发展经历改造、建设与“革命”之间和“继续革命”的几次语境转换。社会发展的语境转换,映照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从多样到单一、再从单一到多样的发展过程。社会结构的转换与意识形态的取向相关联,一定的发展模式和制度体系决定了党-政府-社会的关联状况、决定了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内容与形式。1949~1976年的意识形态历经扬抑过程:其前期旨在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造就新的民族-国家-社会的观念内核;后期则逐渐导入摇摆路径。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社会结构转型与政府角色变迁

政府角色变迁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核心内容、本质要求和关键条件；要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和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重新界定政府的经济行为目标和政府的具体角色扮演模式，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对原有政府角色进行现代化塑造。     

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内涵、变量及路径选择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随着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向另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的变迁,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关系模式。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状况、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等变量的制约,使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政治民主化程度相对较低。为此,必须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建构新的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模式,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能力,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方面科学地选择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路径,以推进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顺利进行。     

和谐:中国民族关系政治价值准则的重大变迁

指导民族关系政治价值准则的确立与变迁,直接影响着国内民族关系的构建与发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我国民族关系本质特征增加“和谐”这一新的政治理念,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做出的新论断,是我国指导民族关系政治价值准则的又一次重大变迁,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从党指导民族关系政治价值准则的历史发展、理论创新和实现途径三个方面,探讨“和谐”这一中国民族关系政治价值准则重大变迁的时代意义和理论贡献将十分必要。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前30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计划时期、“大跃进”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个历史阶段,对新中国前30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作以历史回顾,分析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发生严重失误的主要原因,即对资本主义价值的直观否定取代了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理性价值判断;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简单认同取代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面貌和特征的科学探讨和精心勾画;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左”倾。并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所有制关系之于社会主义的目的手段定位,是党制定正确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关键;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反对“左”的错误;政治上的民主化,特别是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是党制定正确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说艺术——以王跃文的《国画》为例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表述, 也高度表征了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特点,毋宁说这一涵容了国 家（政党）、社会、市场三个层面的综合言说装置,其从形式上看,正 是中国模式或中国政制的代名词。王跃文创作于1998年的《国画》,以 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敏锐地回应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 建制,共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结构。《国画》的“真实 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只有从小说完美隐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镜像 的层面才能得以澄清。     

对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的情景分析——以1950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关键词为例

中国当代传媒话语历经政治话语、经济话语两个阶段,现在正向人文话语转变,这正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由政治社会转向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的历史过程。本文仅以1950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为例,通过情景分析,深刻揭示中国当代传媒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同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经历政治社会这一阶段时所留下的历史印迹,说明中国当代传媒就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中国当代传媒至今也没有超越"党报时代"。     

论“社会-个体互构”的政治和谐观——基于扬弃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视角

政治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在利益结构迅速分化和重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呈现拉大趋势的今天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以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既是对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经典总结,也促使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关系进行审慎反思.扬弃两种自由观,构建“社会—个体互构”的政治和谐观、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中国模式”下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参政议政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参政议政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时代要求,也是社会与国家关系互动的结果。中央集权、市场经济和关系社会共同构成了我国新时期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私营企业主阶层参政议政应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利用合法合理的各种社会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共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分配与获取：阶层地位变迁过程与逻辑

阶层地位的本质是一种具有“地位特征”的“位置”资源,阶层地位变迁是结构与行动互动下“位置”资源的“分配-获取”过程。国家、市场、社会是阶层地位变迁的结构主体,分别从权力、竞争、关系的维度对“位置”资源分配发挥配置之力。个体是行动主体,受“经济人”和“社会人”驱动在“位置”资源获取中展开行动。所嵌入经济社会的制度性安排会对结构与行动产生影响,“分配”与“获取”呈现不同张力。受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当代中国阶层地位变迁呈现不同的阶段特点。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倡导并率领党和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创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的，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迄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文学从属政治,到坚持文学疏离政治,直至主张文学与政治互渗的演变过程。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三：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学接受和创作实践的变化;文论资源和研究范式的更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的经验体现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应呼应社会结构的转型,吸取多元化的理论资源,契合文学创作与接受实践。在中国当代文论史上,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偏狭之见主要表现为二：将文学从属于政治;将文学与政治截然两分。破除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思维,刷新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可克服上述偏见。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逻辑演进与维度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经历了政府计划、市场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艰难探索过程,终于走上了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现代化治理变革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现实检验,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但也同时暴露出市场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缺位错位问题。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同框出镜、互补嵌入和重构个体化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是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必由之路。     

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传统文化变迁：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嬗变是一个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议题。本文立足于现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讨论,通过道德观(人与人)、家庭观(人与家)和政治观(人与国)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强调了传统文化中“仁”、“孝”和“忠”三个基本主题。围绕这三个主题,本文基于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变迁所积累的经验事实,论证了当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与形态：“仁”的观念从内外有别的差序交往结构逐渐转向内外平衡的宽半径合作;“孝”的观念从权威关系主导逐渐转向权威关系和亲情关系的有机统一;“忠”的观念从文化为中轴逐渐转向文化信赖与制度化评价并立的格局。     

中国民主发展进程中社会秩序的建构

一、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且标。”这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历程和显著成就的科学总结，也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而继续奋斗的重要思想观点。社会主义国家也把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新型的民主政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宴践．开启了当代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历史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