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二则

“善马”一词，不少学者及辞书释为“良马”或“骏马”，这从字面上似乎说得通，但细读原文则不好理解。其实，“善马”应释为“骟马”才为妥贴。“善”为“骟”的通假。“文家”一词亦多有误释，而“文家”也应解释为“崇尚札仪的朝廷”，“质家”应解释为“崇尚实际”的朝廷。     

论训诂与判断句

训诂是以扫除文献语言障碍为实用目的的工具性工具，功能为“用语言解释语言”，它与判断句的主要功能有相通之处，因此判断句式经常被用来表述训诂内容。训诂只使用典型的肯定判断句。判断句式不是训诂术语     

《周敦颐集》正文训诂浅析

《周敦颐集》是宋代理学的重要文献典籍之一,其正文训诂对我们理解其思想内涵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训诂内容、方法及其使用的训诂术语等方面对其中的训诂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训诂二则

清代阮元在《经籍纂诂·凡例》中曾说:“经传本文即有诂训,如‘和,会也。’‘勤,劳也。’(《周书·谥法》)‘基,始也。’‘命,信也。’(《国语·周语下》)‘需,须也。’‘师,众也。’(《易·彖上传》)‘畜君者,好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亲之也者,亲之也。’(《大戴记·哀公问于孔子》)‘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并《周语下》)………”后来胡朴安在《古书校读法》中也说:“盖解经之事,最善以本经解本经,次则以此经解彼经。以其同一时代     

《论衡》训诂术语初探

东汉王充<论衡>中保存有丰富宝贵的训诂资料,对于<论衡>文本的解读、训诂史、训诂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训诂术语角度对<论衡>中的训诂资料进行研究,初步得出<论衡>训诂术语的特点及用法.     

古诗文名句训诂研究

古诗文名句流传甚广，人们对其部分的理解尚有不妥之处。本文择其十者作一辨析。     

词典释义与训诂

词典释义是建立在传统训诂之上的更为严格、更为科学的训诂。在词义方面传统的训诂只能作为词典释义的“资料”,词典编著人必须要有凌驾的功力,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剔除其中似是而非乃至错误的东西。特别是要避免随文诠释、歧义严重、信口雌黄、曲解附会等这些为传统训诂上常见的问题。     

声训是训诂方式说献疑--兼论推求语源的声训的间接训诂作用

本文首先将传统声训按其作用分为五类,然后依次分析各类声训同训诂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传统声训的作用并不都是训诂;有的作用虽然是训诂,但并没有创造新的训诂方式,而只是用"互训"的方式表达了训诂学者在训诂活动中通过因声求义得来的成果.最后以"附论"的形式指出第三类声训即推源的声训虽然也不是训诂,但它到了后代却具有间接的训诂作用,并对这种作用的由来作了分析.     

训诂家在词义发展中的作用及局限性

即使是最完美的辞书,也存在释义上的谬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与辞书义项的训释与训诂家个人对词义的认识不无关系。     

刘又辛文字训诂研究

刘又辛在文字训诂研究中,对汉字发展、汉字假借、同源词、异体字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简论朱熹的训诂原则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不仅是理学大师,而且在训诂学上亦颇有建树。朱熹采取由训诂以通义理的做法,既注重义理也绝不偏废训诂,其训诂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重视旧注,博采群说;实事求是,阙疑处不强作解;不墨守成说,自创新解。这些原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朱熹对待训诂的态度,几乎贯穿于朱熹的整个训诂过程中。     

杨树达训诂的学术背景

杨树达是著名国学大师,文章从段王之学的继承、湘学传统的发扬以及时代影响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杨氏训诂的学术背景.处于中国语言学转型时期的杨树达,训诂成就之所以卓著,有其时代背景和个体因素.概而言之,其训诂远绍乾嘉段王,近承湘学余绪;既被西学东渐之风,又熔甲骨金石之学.     

训诂中的"轻重"考释

在中国语言学吏上,"轻重"作为一个音韵学术语被广泛关注,但很少有人研究训诂中的"轻重".训诂中的"轻重"是比较同一个词的不同读音,其目的不是为了审音,而是为了揭示同一个词的不同记录形式.训诂中的"轻重"只是一个听觉概念,是人们听觉上感受到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里发音有差别而已.就"轻重"的具体作用来说,它和扬雄<方言)中的"转语"、郭璞注中的"声转"、"语转"是相同的.     

关于训诂批评的几个基本问题

训诂学的基本任务是维护注疏说解与文献原典本旨之间的一致性。判断文献内容与注释表达的一致性,进而进行训诂批评的客观标准是什么？这是训诂学领域里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文献原典到现代读者之间存在一个可循环链式关系,包括原典、传注、义疏、讲义、笔记等五个典型环节。各环节均由人、意、言、文等四个要素组成。“文”是训诂学者最关注的基本现象。文献是训诂的立足之本。文献里“言”与“意”的矛盾是训诂学者要面对的基本矛盾。“言”与“意”之间是不完全一致的。用反证法可以证明这条“表达不一致定律”。据此建立“表达率”和“理解率”这两个关系式,可用来解释表达上和读解中的各种现象。关于训诂的正确率问题则可以通过上述两个关系式导出答案。原典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不至于完全陷入表达不一致定律的作用里。拆分原典时使用的分析单位越小,训诂正确率的值就越接近于理想值。由此可知为何传统上对汉语文献的研究往往以“字”为分析单位。最后归纳出训诂批评的四项基本标准：对原典中各个字的历史、各个词语的历史、各个词语组合情况的历史是否了解以及表达训诂结果的时候,训诂者的语言和行文是否符合规范。     

杨树达词汇训诂商榷三则

对杨树达先生的词汇训诂提出三条商榷意见:(1)"螮蝀"不当拆骈为单;(2)"狱"不当训两犬相守;(3)"属"释义颇嫌附会。     

杨树达训诂札记六则之商榷

杨树达先生关于"螮蝀"等六条训诂值得商榷:(1)"戴目"不当为"侧目",(2)"螮蝀"声符不当有义,(3)"放"不必言声旁假借,(4)""字不当二解,(5)"革"不为""之初文,(6)"若"不为会意字。     

训诂与语言的社会性

训诂学对文献语言的解释，最终必须坚持符合语言的社会性这一原则。贯彻“随文释义”的原则与坚持语言的社会性原则二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而是辩证统一的。词义有社会性，词语形式、用词习惯等都具有社会性。讲语言的社会性，应顾及语言事实和语言习惯，不能简单地仅仅只是按“文法”看问题，也不能单纯地从逻辑事理上去作推断。在坚持语言的社会性原则时，还必须考虑到语言的时代性和语言的地域性这两个更具体的因素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