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法律职业准入问题研究

面对法律职业准入的可选项,根据机会成本的分析,我们认识到,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衔接需要更为合理地分配资源。以法学教育考核的实效化为切入点,应当把法学院高级法律职业教育的入口作为甄选法律适才适性者的起点,让法学院承担起一般性胜任力的培养,并因此而相应地享有实际的资格评估权力。在此基础上,需要推行司法考试"两段化",亦即司法考试从考一次改为考两次,还要把第一次司法考试分解为"国家考试"和法学院组织的"大学考试",它们在性质、方式、标准和证书效力上都应有所不同。同时,两次司法考试中间还应加入由专门机构负责的"短期特色研修",根据法科生的意愿,后续施以涉及职业定向的专门性胜任力培养,并进行区别性的考核。由此,最终建立起学科教育、一般职业教育、定向职前教育与司法考试的环节衔接。     

国家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出优秀的法律职业人员,而法学教育则是统一司法考试的基础。缺少了法学教育为基础的司法考试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离开了法律职业为指引的法学教育不仅缺乏发展的动力,还会迷失方向。本文在介绍我国法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两种法学教育模式的优劣,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应构建以法律硕士(JM)教育为主体的法学教育新模式。     

中国法学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的缺失及其改革维度

接受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对于学生成长为合格的法律人的重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法律职业道德培养的缺失却是我国目前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造成这一现象有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的原因。根据合格法律人的通识标准,对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准确定位;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建立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找寻有效的教学方法,将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学生的道德自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三个维度。     

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互动中的矛盾及其消解--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2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 0 0 2年 9月 2 0— 2 2日“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主要论题是 :在2 0 0 2年起国家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背景下 ,如何正确处理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互动关系及相关问题。 2 0 0多名与会者就法学教育的性质与结构 ,本科法学教育的目标、模式与司法考试的关系 ,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与作用 ,司法考试的几个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法学教育3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法学教育的恢复期、法学教育的扩张期和法学教育的探索期.当前,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存在脱节现象,法律硕士的教育投入还不足.中国的法学教育应改革传统的教育方法,回应社会需求;改革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衔接起来;调整法学专业设置,压缩法学的教育规模.     

法律思维认识的矫正——以法学教育为视角

法律思维是衡量法律人准入或水准的折尺,亦是法治实现的前提.然而,在我国,由于相关理论的粗浅、认识上的错误甚或制度上的因素,法学教育因此迷失了方向,与此相应的法学教育自无效率可言,更无法律人或高精尖法律人适量涌出的可能.走出法学教育困境的当务之急乃是要基于法的自然属性、法学的主要任务、法学教育现状、严格实证主义的观念与制度等问题的反思而确立"法学教育就是法律思维之铸成"的理念,以使法学教育的结果应是使学习者获得"渔"而不仅仅是"鱼";并对法律思维的意义及其与法律逻辑、法律方法、法律知识等要素间认识上的错误予以矫正,亦是说,要明晰:法律思维与法律知识的割裂性及非等量性,法律逻辑对法律思维作用的局限性,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关联性与差异性等相关问题,以期在法学教育中为法律思维的培养独辟蹊径.     

中国当前法学教育的反思

在法学逐步走向独立的过程中,法学教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在加入WTO后弊端越加凸现,没有达到培养真正的法律人的目的,而是走向了一个为了教育而教育的形式化的现象。在我国目前必须扭转这种局势,使得法学教育走向良性的发展,成为培养法律人的支柱。本文首先探讨法学教育的意义,其次结合实际探讨目前法学教育存在的危机,最后提出法学教育的出路。希望能为法学教育界重视和支持。     

应用型法学本科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平衡——以涉外合同的教学为例

随着法律职业以及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各地方高校法学专业正在摈弃传统的知识体制以及授课方式,向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加强法律职业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是,知识传授是中国法学教育长期以来的优势,而良好的法律素养则是应用型法学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在分析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教学中学生和教师面临的压力和困境的基础上,以涉外合同为例,介绍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培养,以期在法学教育中平衡理论素养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为应用型法学人才可持续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试述司法考试与刑法学教学的改革

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关系,长期以来争议不断。普通高等院校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法学教育目标的确立和教学方法的改进。司法考试刑法部分与刑法学本科教学内容既具有一致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司法考试刑法部分注重刑法学基本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相结合能力的考查。传统刑法学教学在教学目标、师资力量、案例教学等方面则严重脱离司法实践。在司法考试的背景下改变刑法学的教学目标、提高教师的司法实践能力、增强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以促进刑法学教学与司法实践的结合。     

诊所式法律实践教学目标探析

诊所式法律实践教学通过剖析典型案例进行诊"病"、治"病"和巩固性"治疗"实现法律实践教学教育目标。诊所式实践教学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指标体系包括法律法规的认知能力、基本操作能力和法学研究创新能力等。其中培养法律法规认知能力是实践教学的初级教学目标。培养法律知识的领悟能力、原理原则的理解能力、法律综合运用能力、法律经验的总结能力、法律职业的伦理与自律能力、法律制度的构建能力及法学科研能力等实践教学的中级目标。提高法律智慧、坚定法律信仰及养成自觉守法习惯是法学实践教学的终极目标。坚定的法律信仰、丰富的法律智慧和良好的守法习惯是普通法律人发展为成熟的卓越法律人才的重要标志。     

法学教育的定位与改革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定位不清,办学没有明确的条件,缺乏与能力培养并重的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不同层次或相同层次的法学毕业学生在就业上互相挤压.针对存在的问题,应考虑简化办学层次,设立办学门槛,推进教学与考试方法的改革,探索应用型与学术型人才分类培养并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模式.     

新世纪中国法学教育的转型与趋势

市场经济对法律的诉求和依赖,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快速膨胀与发展,产生许多令人不安的隐忧。如何认识当前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对新世纪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关系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政治教育到专业教育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的历程,不只是影响当时法学教育的格局和特色,它也是形成法学教育现状的一个重要因素,规制了新世纪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中国法学教育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20世纪的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第一次是清末新政,西方近代的法学思潮涌入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迅猛,法学一度成为显学。在概念、原则和体系诸方面均与中国古代法学迥异的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开始在中国建立。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的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发展,法学教育再次勃兴,并呈现出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从法学教育精英化走向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我国未来法学教育坚持精英化走向的实现路径。     

浅谈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富民强国的必然选择。法学教育作为传播和交流治国之道的科学活动 ,承担着法治建设中的神圣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成为中国成功实现依法治国的决定性因素。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关键之一在于司法改革 ,而与司法改革相配套的条件之一便是法学教育的改革。我们的选择应当是基于中国本身的法律 ,形成真正充实、统一的法学教育。     

美国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及其启示

作为当代美国法律文化特色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其兴起得益于一场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普通法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力量.为解决这场危机,美国爆发了一场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其主张是革新普通法的观念,以工具主义法律观取代形式主义法律观.这场改革拉近了法律与社会的距离,奠定了美国法律实质化特色的基础,并对后来的法律理论与实务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法学流派在根本上都对法律持工具主义态度,在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实务中也更是处处体现了工具主义法律观.     

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以新《律师法》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虚置化为切入点

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和阅卷权，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了侦检部门的普遍抵制，这种现象的形成本质上是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发生了集体失语。原因在于修订后的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直接影响了侦检部门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私益，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偏离了社会公义和法治理念，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人所不应该有的伦理失范。故应当从法治理念、法学教育和自身教育几个层面上进一步加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这是法治国家成败的关键。     

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概念辨析

随着法学(律)方法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亦成为学界争论颇多但尚未达成基本共识的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存在着对这一问题的多种看法。通过分析这些不同的观点可知,在区分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的同时,亦要将法律方法与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与法学方法论区别开来,由此才能厘清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的区别和联系。应该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法的方法"来统摄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进而形成一个新的"法的方法"的逻辑体系。     

法律职业定位与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职业定位与职业伦理教育是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要强调职业人与大众的分野,法学教育上也在强调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殊化。然而,新近的形势表明,更为全面的职业定位,需要综合职业化、大众化以及商业化三个维度。法学职业伦理教育方面,则需要侧重于道德推理能力的培养而非知识点的识记,引导法科生学会在价值冲突之中寻求正义。     

正义教育与技术教育的结合——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探索

法学教育应是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然而目前的法学教育现状是理论教育苍白,严重脱离实际;实践教育流于形式。“诊所式法律教育”既是一种实践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也可以强化理论教育。我们在引进“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时候,不但要强调其实践教育功能,更要强调它可以促进理论教育的功能,这样才能避免“诊所式法律教育”仅成为一种技术教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诊所式法律教育”与传统的教育方法有机结合,将会推动我国教学改革的步伐,培养出更加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人才。     

超越解释——对疑难案件法律解释方法功能之反思

法律解释方法能够为疑难案件的裁判提供思考方向,并为判决结论提供论证。但这些解释方法本身并不确定,方法之间也没有固定的效力位阶,这些局限使其难以保障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由于在疑难案件中法官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因此其裁判具有决策性质。为了增强裁判的科学性和妥当性,法官还应求助于其他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应在深化法律解释方法论研究的同时,推进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法学教育中也应考虑完善法科学生的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