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簸:政权真空下的民众生活——以18世纪福建沿海民众与海盗关系为中心

福建沿海的海盗问题并没有因为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而销声匿迹,相反,在政府无力统辖该地区的前提下,福建沿海的民众生活反而呈现出奇异一幕:要么成为海盗,要么自发反抗海盗,依靠朝廷剿灭海盗是不现实的,民众身份的复杂性与清王朝的海疆政策息息相关。福建海盗问题是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的真实体现,同时也构建了一幅18世纪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真实图像。     

论对索马里海盗的国内惩治

2008年以来,由于索马里海盗猖獗,海盗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联合国安理会已连续通过多项决议,敦促各国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索马里海盗问题.中国是受索马里海盗严重威胁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派遣三艘军舰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与国际社会一道打击该地区日益猖獗的海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海军抓获海盗,如何予以惩治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结合中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清末浙江海盗治理——以清廷处置台州海盗黄金满为例

清朝末年,浙江海盗丛生。台州海盗黄金满的崛起是当时人地矛盾、社会风气、自然灾害、沉重赋税和官吏腐败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黄金满临海劫狱后,朝廷开始大军围剿,想从源头上根治海盗问题。鉴于无法革除厘税以及地方政府的剿匪不力,再加上内忧外患的云集,权衡之下,清政府允许浙江巡抚刘秉璋招抚黄金满,并将其调离浙江。清政府对黄金满的处置,虽给当时走投无路的海盗一条出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海盗问题。     

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

１５２０－１８１０年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国海盗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一度都达到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海盗均无以匹敌的地步。中国海盗活动之潮起潮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同时期，海盗的起因、性质与影响迥然有别。     

评海盗罪的确立对普遍管辖制度的作用

海盗与普遍管辖是相伴而生的,且因海盗而起的普遍管辖辐射着其它普遍管辖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本文首先论证了对海盗进行普遍管辖的合理性,并基于先例和与海盗相类似的本质特征,推出其它普遍管辖如对战犯的审判等的合理性。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海盗罪的确立是普遍管辖制度的逻辑起点,它已经并正在影响着普遍管辖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论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路径

近年来,索马里海盗犯罪空前猖獗。在安理会的授权下,各国派遣军舰进入索马里领海实施护航巡逻。本文从对海盗犯罪的管辖权、各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法律义务、对海盗的审判权以及帮助索马里恢复国家秩序四个方面梳理和评析了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犯罪的国际法路径。     

浅析拉美加勒比地区海盗与海上武装抢劫犯罪问题

海盗与海上武装抢劫犯罪是世界航运安全的重要威胁。21世纪初,拉美加勒比各国致力于发展对外贸易,海上运输也由此成为拉美与外界贸易往来的最主要的通道之一,巨大的利益诱惑也使该地区成为海盗与海上武装抢劫犯罪的高发地带。本文在总结拉美加勒比地区海盗与海上武装抢劫犯罪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提出应对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犯罪的相应措施。     

汉代海盗与沿海社会治安管理

海盗活动与社会环境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既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也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汉代海盗的活动对沿海地区郡县统治秩序产生了较大冲击,也对汉代沿海地区的乡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此,汉代(主要是东汉)各级政府针对海盗侵袭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治安措施。汉代各级政府针对海盗所进行的社会治安尚不完全属于打黑除恶范畴,就总体而言,仍然属于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汉代特殊的一段社会治安史。     

从“佛系”流行探析当代青年的社会境遇与心态

最近“佛系”风靡网络,它标榜的“不争不抢,不求输赢;有无皆可,一切随缘”的人生哲学,表面上与佛教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实际却是继“屌丝”文化与“丧”文化之后的又一股青年亚文化潮流,并在归因、行动和心态三个方面呈现出新的变化。“佛系”的流行是青年群体的一次文化抵抗,折射出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下青年群体的清醒意识,反映了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青年群体的集体诉求。“佛系”情绪滋生的根源在于社会阶层日益固化、青年群体进退两难的精神困境以及技术支持和商业裹挟,应当理性而辩证地看待“佛系”现象。     

论中国面临的海盗问题及海盗罪国内立法的必要性

本文着重探讨中国通过立法加强对国际海盗犯罪打击的必要性。文章指出了中国面临的海盗威胁,事实上,我国远洋运输日益成为海盗攻击目标,以海盗为首的海上犯罪对我国海上通道安全威胁的严重性已日益显露,海盗已经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如何通过法律打击海盗,保护我国远洋安全已迫在眉睫。立法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该承担公约规定的相应义务,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对海盗罪未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适用过程中有着重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我们认为,将海盗罪在国内立法中加以明确化是必要的。具体而言,我国可以采用刑法中设立海盗罪的立法模式,明确海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从而解决这一司法难题。中国应认真考虑,逐步规范审理海盗案件的司法程序,整合现有打击力量,以有效打击海盗犯罪。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