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构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但落后的产业结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等不断给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增量,使西部民族地区难以可持续发展,建构完善的全方位的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新思维——碳汇交易的视角

西部民族地区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属于禁止开发区,不但失去了依靠工业发展的机会,还要为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屏障,为此而得到的补偿仅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而且补助标准偏低,市场化补偿长期缺位,历史欠账太多,生态产品输出人群后续发展及环境保护乏力。碳汇交易的缘起与快速发展,无疑加快了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进程,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富边强民提供了新思路。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问题探析

我国民族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与生态补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生态补偿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不合理,部门色彩较重;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不健全,责权利划分不清;生态补偿的政策不完善,全局性规划较少;生态补偿的市场不发达,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生态补偿的意识淡薄,公众参与不足等.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总体框架设计

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立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框架,其中包括了生态补偿的基本要素、管理机制和保障措施三个方面。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基本要素有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方式和途径等,它们是整个补偿体系的基础和核心;生态补偿的管理机制包括科学决策机制、综合协调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它们是生态补偿制度能够良好运行的基础;生态补偿的保障措施包括体制保障、政策保障、法制保障、财政保障和意识保障,它们是生态补偿方案能够顺利实施的制度支撑。     

我国民族地区湿地生态价值核算与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本文受启发于湿地生态补偿标准依据确立要从湿地生态服务效益来确定的解读思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结合国内学者对我国民族地区湿地生态价值评估的45个文献案例分析,构建了基于湿地生态价值总量、GDP等指标的区域湿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思路与估测模型。以2001—2018年统计数据为例,对我国民族8省区的湿地生态价值及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第一,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单位面积湿地生态价值量呈现由云贵高原地区向青藏高原地区、蒙新高原地区依次递减趋势;湿地生态价值总量呈现由青藏高原地区依次向蒙新高原地区、云贵高原地区依次递减趋势。第二,2001—2018年,广西、贵州、云南、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年平均湿地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84.55亿元、24.87亿元、58.39亿元、936.06亿元、810.81亿元、418.65亿元、553.60亿元、23.02亿元。第三,从经济基础、财政条件、制度建设看,青海、西藏有很大困难支付湿地生态补偿标准;新疆、内蒙古、宁夏有条件支付湿地生态补偿标准;广西、贵州、云南有很好条件支付湿地生态补偿标准,为建立以省区为单元的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西部民族地区企业生态产业链构建与发展循环经济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该地区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本文以西部民族地区的271家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该地区企业构建生态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开发的生态问题

我国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自然条件复杂,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这里的农耕生态、森林生态和草原生态受破坏严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发展生态农业入手,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结合起来,建立生态优化的生产体系,实现生态与经济两个良性循环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西部地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研究——以271家上市公司为例

西部地区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众多江河源地区,文化和自然生态功能重要且独特。因此,该地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处理和利用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以及区域生态功能定位带来的机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西部地区人文特点的约束激励机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西部地区271家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利用上述因素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地方性生态知识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东北地区为例

人类及其所创造的知识不能与其文化或地理环境隔离开来,离开其产生的背景,任何知识都难以理解。本研究认为,地方性生态知识是各民族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认识其所在环境的结晶。对地方性生态知识的正确理解与认识,无疑对国家政府决策部门制定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经济发展计划、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部大开发与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建设

四川民族地区处于长江、黄河上游的特殊地理位置,这决定了它在西部大开发中以生态环境治理为目标的发展方向。本文从四川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这一特殊地位出发,分析了国家区域经济分工中四川民族地区的地位变化对四川民族地区的影响,指出四川民族地区的发展方向是建立生态经济体系,并提出了为四川民族地区的生态公共产品定价、建立生态公共产品价格支付方式的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理念转换与制度建构

在选择处理西部生态维护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的策略和路径时,应当深入到西部民族地区内部研究相关问题,进而根据某一特定区域的经济、环境与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自然环境的承载力,确定适当的发展目标,适宜于发展经济的就将经济价值追求作为主要目标,否则,就应将环境价值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应当将生态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将生态维护纳入到经济发展规划之中,制定统一的生态经济发展规划,建立合理的生态经济核算体系;应当从全国性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重视其生态屏障地位及其对整体的生态价值贡献,使西部民族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区能依据其生态价值贡献而获得应有的经济收益。     

面向扶贫与振兴的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以凉山州为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国,近些年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西部民族地区作为全国扶贫工作攻坚难点地区的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各类形态的特色文化资源,因此西部民族地区通过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文化资源的开发带动脱贫工作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可行性。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因历史地理等原因,生态系统脆弱、社会文化复杂多样以及文化资源本身的特点等客观因素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开发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和当地社会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扶贫视角下,西南民族地区通过开发文化资源脱贫并实现文化振兴,应当将以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效用放在首位,杜绝过度开发。     

湖南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制度创新研究——基于综合损失法的视角

生态补偿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制度保障。湖南民族地区占据中国半个绿心,既是我国生态保护脆弱地带,也是我国生态补偿投入重点区域。本文在综合归纳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上,剖析湖南民族地区现行生态补偿制度,从综合损失法的视角研究生态补偿制度,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和税收机制、设立专项生态补偿基金等方法进行生态补偿制度创新,丰富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制度内涵,也对其他地区生态补偿制度设立有一定借鉴意义。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利益补偿机制探析——以湘西州为例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资源大规模地开发不可避免,这必将带来资源开发与利益补偿之间矛盾日益突显。本文以湘西州为例,着力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在资源开发进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从资源税费改革、生态补偿等方面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实现路径。     

试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构建

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边疆安全。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在西部民族地区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体系,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平衡协调。     

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以吉首大学为例

本文以吉首大学为例,系统总结了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情况,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新思路。     

西部民族地区产业集群营销模式初探——以宁夏清真食品产业为例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成长离不开现代营销技术支持。每个企业成长的背景是不一样的,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因而产业集群就具有了各自带有地域特色的营销模式。西部民族地区产业集群虽然在近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营销管理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理论和实践表明,专业市场营销模式是西部民族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战略选择。     

论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模式选择——以云南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以云南为代表的西部民族地区各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由于模式选择不尽科学、合理,对西部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进程、农民经济权益保障的促进作用得不到充分体现与发挥.通过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多元化趋势的分析,比较当前各种模式的优缺点,并以云南省为例,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选择的原则、标准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