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战士”意识的交互显现与抑制——延安时期丁玲身份认同现象的个案分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要求用"革命战士"意识彻底根除作家的个体意识,故延安作家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问题。延安时期丁玲身份认同的复杂曲折性,使人意识到延安文人精神世界的微妙性和悲壮性,以及"思想改造"话语有可能存在的虚妄性。     

"突击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对延安文学研究的意义

"突击文化"是对延安文学发生语境的一种概括。它集中反映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社会日常生活的军事化色彩、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心态,以及潜在的"突围"心理。从"突击文化"的角度研究延安文学,能够使延安文学研究从"政治"的视野步入更深入的"文化"空间,进而丰富我们对延安文学内在复杂性的认识。通过"突击文化",我们可以更新对于延安文学的认识结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历史动因

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借助俄国革命的历史、理论和文本等方面的资源,获取中国革命的路径参照、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不期而遇"。前者强调要将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作为"时代任务",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最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后者提供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百年总结",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相互契合。基于四个方面的革命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材料"的学习运动,为中国革命要素的系统建构创设了重要前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文学与革命之间--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字纠葛

鲁迅与郭沫若虽然都是留日的"洋学生",都有弃医从文的经历,都兼具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并且都是新文坛上的"巨头",是左翼文化战线的"旗帜",但是,他们内在的歧异却远远大于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在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字纠葛之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革命"与"文学"的龃龉,看到现实的"革命"进程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对文学事业和文人心态的影响,看到文学被纳入到"革命"进程之中的某些后果,同时也能看到鲁迅在"革命"压力下维持文学特性的一些努力;而从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前后变化中,我们也能看到"革命"这种"权力话语"的效力--它能迫使那些"革命文学家"们不断地修正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的要求,并为自己在"革命"进程中获得新的"话语权力".     

"鲁迅风"与狄马的杂文写作——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思想文化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综合时代.思想价值的剧烈变动催生出了一代颇具叛逆色彩的"摩罗"型青年作家.他们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以北岛为代表的一代"愤青",更不同于80年代以王朔为代表的一代"顽主",在向旧的社会秩序发出"我不相信"之余,精神却并没有从旧秩序中脱身.比之于上述两代青年,他们身上更少有传统的精神羁绊.他们接续了鲁迅的精神之火,以社会文明批判为主要内容,以短小精悍的杂感为主要文体,从而在中国文坛刮起了一阵思想的旋风.     

列宁与俄国革命的文化制约问题

俄国革命存在着文化的阙如,形成文化制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进行了"文化革命",提出"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这使得"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文化革命思想有两个层次:文化知识浅层次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次.在前一个层次上,列宁提出要用那些浸透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来建设共产主义;在后一个层次上,列宁提出要针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从生活、习惯、偏见、守旧习气方面改造人,全面提升人的素质.     

中国革命文艺形态对民间形式的利用和改造

中国革命文艺形态的建构,主要是在利用与改造民间形式的基础之上得以完成的。苏区时期,瞿秋白、毛泽东等提倡"旧瓶装新酒",主要是希冀利用民间形式为革命宣传服务。抗战以后,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运用民间形式,已不单是出于抗战宣传的目的,更是为中国新文艺体系建设做打算,要求在批判和继承民间形式的基础之上,创造"民族形式",即"推陈出新"或综合创新。苏区的革命歌谣和延安的新秧歌,是对民间文艺样式利用和改造的成功范例。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知青写作与农民工书写——延安文艺的两种结缘方式

延安文艺思想一直贯穿在当代文学之中,成为当代文学或隐或现的精神脉络.它所体现的崇高政治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广大知青与他们的文本理想与激情.这与广大知青生活自身体痛感体验相结合,构成了知青文学的精神品格和文本焦虑.延安文艺确立的革命伦理,在打工文学身上得到了新的继承.进城农民工生存境遇与城市想象的落差,造成这些作家强烈的道德焦虑和价值焦虑,内心发出的朴素的阶级论,正好续接了曾经的革命意识形态,以一种强烈的抗击精神来面对一个外在的城市世界.因此,农民工书写的叙述伦理很大程度上源于民间最为原始的道德义愤和曾经影响深刻的延安文艺的革命伦理.     

论延安时期新歌剧艺术创新与道德传播的有效融合

延安时期新歌剧诞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新歌剧以中国传统戏曲为基础，吸收西洋歌剧的某些元素，在内容和形式上对中国传统戏曲进行了创新发展。新歌剧不仅丰富了延安时期军民的文化生活，更对延安时期革命道德的传播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表述难题——以阿尔都塞的自我批评为视角

如何表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科学性",并将其与其他"意识形态"划清界线,这是阿尔都塞始终关注的问题.但在<自我批评材料>中,阿尔都塞却批评了自己早年划界的简单化倾向,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表述难题.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有以"绕弯"与"后退"的方式才能逐步达致,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需要付出很大的理论代价;哲学是阶级斗争在理论领域的继续,哲学上的"边界"纷争归根到底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斗争.阿尔都塞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划界"及其自我批评,对于探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表述难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的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延安,丁玲扮演"武将军"角色的同时,"文小姐"身份并没有远去,"五四"精神仍固执地流淌在她的血液中,为了革命,她呼吁"我们需要杂文"。"我们需要杂文",隐含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追求,也对知识分子的善意的批评给出了理由。为了给妇女"正名",她抒发"三八节有感"。"三八节有感"因为触及根据地内部女性的"无声压迫"问题,显得十分"碍眼"。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延安精神与"五四"启蒙的某种不和谐。     

中国文人山水画艺术风格简论

文人山水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完整体系,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璀璨的过程.文人山水画的作者取材于山水自然景色,藉以抒发个人"性灵"之情感.他们标举"士气"、"逸品",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注重文学修养,追求对画中意境的表达以及对水墨、写意等技法的不断完善.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画家将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融于笔墨之中,创造出了风格独特的文人山水画.     

论近代广州民主革命先驱的爱国主义精神

特殊的地理条件、社会发展状况、文化特质和时代背景及国际环境的"合力",使广州开风气之先,培育了一代革命志士,掀起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高潮。革命先驱以"恢复中华"为志,顽强奋斗,流血牺牲,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表现出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涌现出无数具有崇高精神品质的英雄人物,他们舍小家为国家、舍小我济天下,勇于担当、舍生取义、百折不挠,为广东地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弘扬民主革命先驱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红歌对提升当代大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研究

红歌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歌曲以及各类积极向上的健康歌曲,是我国民族精神中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红色经典歌曲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与深刻的思想教育性使其在红色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朗朗上口、旋律优美的红色歌曲记录着红色年代的激情岁月,唤醒一代又一代红色儿女的美好记忆,鼓舞着他们去奋斗、去创造、去迎接美好的未来。红歌对当代大学生有很大的教育功能,在提高当代高校学生审美能力的同时,也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延安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话语形态

1940年前后,怀着对革命的赤诚和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救亡的热望、飞扬的青春、供给制的平等氛围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交往更是从情感上拉近了他们与党的距离.比起物质生活的艰苦,延安的精神生活可谓丰富多彩,知识分子们组织歌咏活动、发起街头诗运动,以纷繁的“文事”迎接新生活,但是,生活方式、话语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仍使他们与工农群众格格不入,两者之间的隔阂始终难以消除,与工农兵结合之路曲折而漫长.     

《资本论》的政治实践——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激进政治解读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所具有的革命性也随之减弱和消退。为了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阿尔都塞展开了对《资本论》的激进政治解读。阿尔都塞通过回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论"提示",寻找资本主义体系的先天"脆弱"点;通过续写《资本论》的"结尾",建构了新阶级斗争理论;通过发掘《资本论》的"政治实践",发现了"偶然相遇事件"诱导革命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认为,被剥削阶级应该以资本主义体系的先天脆弱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保障其再生产的国家机器——为革命对象,展开"新阶级斗争"和"偶然相遇事件"的双重革命策略。实际上,阿尔都塞并没有在马克思原有的自身逻辑延展上续写《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结尾处指出要追溯阶级形成的根源,而阿尔都塞的续写则是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策略的描述。只有在深入挖掘阶级形成根源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实际,才能真正激活《资本论》的洞察力和批判力。     

鲁迅对严复译著《天演论》之扬弃

进化论是鲁迅思想的一条主纲,但中国学界对鲁迅如何接纳严复译著《天演论》缺少纵向开掘,也因此受到华裔日本学者非议.总的来看,鲁迅对严复译著《天演论》采取了哲学的"扬弃"立场,取其精要,去其偏执.具体来说,即遵从科学意义上的万物进化论,赞同对弱小民族宣扬"天行"说,但又以赫胥黎的"人治"说反击遵循斯宾塞"丛林法则"的"兽性爱国"说.同时鲁迅把进化论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思考,愿意牺牲自我,促使希望在进化中诞生,而深潜于其体内的"鬼气""一代不如一代"以及对"黄金世界"的疑虑反映了鲁迅的退化观念.与严复倾向于斯宾塞强调"舍己为群"不同,鲁迅更倾向于约翰·密尔,倡导"首在立人",人立而"人国"立.然而,进化论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困境让鲁迅最后认识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来取代严复译著《天演论》.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