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楚居》中所见巫风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正式对外公布,九篇之一的《楚居》记载了楚公、楚王的居处和迁徙等内容。其中,＂季连初降於山＂中的＂降＂,当与中国古代巫风习俗有关,并且季连就是古代集巫师与政治领袖双重身份于一身的人物,故他可以行巫术来沟通天地;＂妣疠宾于天＂中的＂宾＂是指妣疠生产出丽季后,丽季的胁部出现了溃烂,妣疠组织进行祭天祀地的巫术活动;＂巫并该其胁以楚＂中,巫师用楚（荆条）为丽季包裹胁部的溃烂之处,也是一种巫术活动。总之,清华简《楚居》中的部分记载,为我们全面探讨盛行于中国古代尤其是楚地的巫风和巫术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试谈《尚书·盘庚》中的“众”

《尚书·盘庚》是研究殷商史的珍贵资料之一。其内容不仅囊括了盘庚迁都于殷的前后经过,而且也涉及到其他方面。特别是关于“众”的十二处记述,深刻全面的探索这十二处记述的“众”,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商代“众”(包括“众人”)的身份和地位。本文拟就对《盘庚》篇中“众”的浅析,谈谈商代“众”的身份和地位。 关于商代“众”的身份和地位,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持不同的看法,相互间分歧很大。王宇信同志在《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的第五章第二节中对彼此间的认识曾予     

楚先祖年代考析

清华简《楚居》和传世文献提供了楚先祖的年代信息。楚先祖在性质上是传说人物而非是历史人物。季连的年代上限为虞夏之时,下限为商代晚期,具体为武丁后期至祖庚、祖甲时期,考古年代大致为殷墟二期。穴熊的年代上限为廪辛、康丁时期,考古年代为殷墟三期,下限为帝乙时期或周文王早期,考古年代为殷墟四期偏早。丽季出现于穴熊晚期,与穴熊的时代有部分重合,约当殷墟三期偏晚,商武乙、文丁时期,其下限为周文王晚期或帝辛时期,考古年代为殷墟四期偏晚。熊狂的年代应为周初武、成之交。     

也谈《清华简·楚居》与楚族之渊源

《楚居》是出土文献中一篇有关楚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两年多来,学术界已有多位学者撰写文章加以探讨,这些文章的内容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即有关楚族起源的问题。笔者读了这两年来发表的有关《楚居》与楚族族源的论文后,颇觉意外,同样根据一篇出土文献,学者们作出的解释却五花八门,大体有淅川说、关中说、湖北说与中原说诸种。这固然因《楚居》中所涉及的古地名可能和今日学者们考释的地名在文字的记录上差别较大外,应当也和学者们在楚族源流及迁徙过程认知的不同有关。笔者通过对《楚居》及相关信史资料对比考辨,认同黄灵庚先生的"楚族起源于中原"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盘庚迁殷地点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代考古的深入,盘庚迁殷地点问题又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盘庚迁殷地点的观点,可大致分为:单纯反对盘庚迁殷小屯殷墟、坚持盘庚迁殷小屯殷墟、盘庚迁都偃师、盘庚迁都郑州、盘庚迁殷洹北商城、盘庚一世两迁六类。学术界之所以对此问题存在如此大的分歧,根本在于对文献中"殷墟"概念界定的分歧、对文献记载中"迁殷"与"治亳"关系理解的分歧以及商代考古学文化体系的不完善。     

论《尚书·盘庚》之“生生”──兼论盘庚徙都及其本人的历史地位

论《尚书·盘庚》之“生生”──兼论盘庚徙都及其本人的历史地位刘运兴《尚书·盘庚》，反映商玉盘庚时王室衰乱，盘庚率众徙都，这是商朝中叶复兴的一个重要事件。文章的内容，记盘庚将迁都时，臣民安土重迁，惰性养成，群相咨怨非议，盘庚于是颁命告谕之，采取果断措施...     

《尚书·盘庚》新解(续)

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自此开始全篇第三大段。上文是一般性讨论迁移的问题,现在要付诸行动,势必遇到阻碍。盘庚不得不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怎样理解"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这两句话,很重要。郑玄注释"盘庚作"之"作"为"作渡河之工具"(《尚书》孔疏引),既增字解经,不足取,也与下句"涉河"相抵牾。"盘庚作"是无     

“鬻熊始受周封”刍议——与孙重恩同志商榷

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中,关于楚国的第一个受封者,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是这样记述的:“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近来,孙重恩同志以《楚始受封者——鬻熊》为题,标章明义:“楚国的始受封者是鬻熊,     

《法兰克国王年代记》及其所记载的查理曼的军事活动

1"年代记"是西欧中世纪早期记述历史事件的主要形式,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件,具有当代史的特点。《法兰克国王年代记》(以下简称《年代记》)是一部记载从741年到829年加洛林王朝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年代记。兰克认为它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在国王的宫廷中写成的,具有官修史书的特点[1]2,并根据手稿中语言风格的差异将此《年     

从《盘庚》看商晚期社会各阶层及盘庚迁都原因

解读古代历史真相有赖于对当时文献的深入理解。从《盘庚》文本本身出发 ,可知盘庚时代“民”与“众”并非奴隶 ,两者与“王”构成当时自由人的三个等级 ;当时的社会阶层是以血缘为轴铺展开的。盘庚所以迁殷 ,目的在于扼止当时重商轻农的趋势以加强血缘统治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     

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念形成特点初探

以新的视角研究政治信念 ,特别是对 8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念形成特点进行研究 ,对于共产党人在新世纪强化理论创新、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一信念是人们对于某种学说、原则、理想的真诚信服和执著追求的态度。信念包括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和生活信念等 ,其中政治信念是人生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那么 ,今天为何去探索共产党人政治信念形成的规律与特点呢 ?其必要性与紧迫性就在于 :在社会主义运动暂时的低潮时期 ,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 ,我…     

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论纲

西方发展经济学虽然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它不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指导理论 ,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以此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 ,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 ,预测中国的发展趋势。目的是建立和完善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体系。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